含有"政治哲学"标签的书籍, 共50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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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

卢梭 / 商务印书馆 / 2007-03-01 / 0 次下载
本书是1753年卢梭应法国第戎科学院的征文而写的论文。在性质上,这是一部阐发政治思想的著作,其重要性仅次于1762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而在思想体系上,本书可视为《社会契约论》的基础和绪论。 卢梭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比他同时代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百科全书派人物,更富有激进性。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卢梭此书和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同是18世纪中辩证法的杰作。当卢梭同时代的一些哲学家把人类的进步设想为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时,卢梭却已经发现人类历史发展本身所具有的两面性(进步与落后)和所包含的内在矛盾。他认为贫困和奴役:,亦即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产生是随着私有制而来的,是建立在私有制确立的唯一基础上的。人在未开化的自然状态中,本来是平等的;可是当人们力求生活完善化,争取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时,人类则既在进步,又在退步,因为文明向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就向前进一步。到了专制暴君统治之下,不平等就发展到极端,到达顶点;这个顶点同时就将成为转向新的平等的起因和基础。这种新的平等,按照卢梭的看法,是更高级的、基于社会公约的平等。这些思想是可贵的。但卢梭的这些可贵的民主思想和辩证思想始终是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结合在一起的。本书的写作,就是他隐避森林深处沉思默想之所得。 本书1755年出版后,很快就有了两种德文译本。1756年和1761年又有了两种英文译本。1770年有了俄文译本。在我国,直到解放以后才有了两种译本。一是1957年吴绪译,三联书店出版,自1959年改由本馆出版的本子。这个本子是根据1915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卢梭政治著作集》译出。另一是1958年李常山译,东林校,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本子,译名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这个本子是根据法国巴黎社会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勒赛克尔评注的版本译出,其中除了评注以外,还收有勒赛克尔所撰《让-雅克·卢梭》一文,对卢梭的生平、著作和思想有较详细的介绍。1962年,我馆商得法律出版社的同意,借用该社原纸型予以重印发行,并于1982年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由于李常山译本因故不再出版,我们特约请李平沤先生重译此书。 李平沤译本是根据巴黎伽里玛出版社1985年本译出,书名按照法文原名译作“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正文后面附有卢梭针对伏尔泰、费罗波里斯和一位博物学家对他这本书的批评所作的回答。

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

徐贲 / 东方出版社 / 2013-05-02 / 0 次下载
中国人喜欢谈论政治,但只是旁观者的看热闹和看稀奇。他们猜测、嘲讽、诅咒,始终不过是局外的看客。政治就是统治权术和阴谋诡计吗?普通人应该积极参与政治吗?怎样才能成为“精明的公民”? 本书带给读者的,不只是以上问题的答案和干净、优雅的文字,更重要的是提供一种观察问题的视角。“重要的是你的目光,而不是你看见的东西”这句话无疑是本书最好的注解。

民主新论

乔万尼·萨托利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9-01-01 / 0 次下载
本书是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萨托利耗费十年心血撰写而成的经典之作,一经问世便得到了广泛赞誉。学术界盛赞萨托利在民主学说上“堪称我们时代最为强大的头脑”,“他的论证没有真正的对手”。该书至今仍是民主理论研究的权威著作。萨托利希望以西方传统政治理论为基础,恢复其所谓的“主流民主学说”。书中对民主观念作了抽丝剥茧的说明,不但阐明了西方古代民主同及断奶民主的区别,而且论证了自由主义民主通非自由主义民主的重要区别。

宪法学说

卡尔·施米特 /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6-04-01 / 0 次下载
◆无论左派、右派还是中间立场的政治思想者,都难以摆脱他那充满悖论与危险的思想幽灵。 ◆0世纪最具争议政治思想家、最后一位欧洲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扛鼎之作 ◆既是法制思想史,又是比较宪法论,更是民主政治论 ◆无论“共和”还是“宪法”,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的政治问题 《宪法学说》是施米特一生中篇幅最大的著作,从公法角度对魏玛宪法及其所依托的议会民主制作了细致剖析,既是法制思想史,又是比较宪法史,更是民主政治论。施米特力图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宪法是人类政治行为的结果,不能把宪法看成一架万能机器,宪法的效力有赖于制定宪法的人的政治意志,人类的政治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 【评论】 刘小枫:共和和革命之后,古典的“国家学说”已经无法应对现代民主政治问题,需要另立“宪法学说”。施米特从公法学角度审视魏玛宪法,指望魏玛民国的政治家们的“智识力”有所提高,为捍卫新生的自由民主共和国保持清醒的警觉,果断采取必要的措施。 吴庚(台湾大学教授,《宪法学说》台版译者):近年大陆出版了不少外国名著的译本,笔者也曾阅读其中法律或政治学的若干译作。印象中,以本书的译文最佳,堪称水准以上的翻译作品。施米特的原著本来就不易理解,能够作相当精准的翻译,可见译者造诣之一斑,令人赞佩。尤其原著德文以外凡法文、英文、拉丁文也都一律加以翻译,实属难能可贵。 哈耶克:[施米特的论著]最具学识且最富洞见力。 列奥•施特劳斯:施米特是在一个自由主义的世界上承担起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在此,我们是指他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发生在自由主义的视界之内。他的非自由主义倾向依然受制于无法克服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 阿伦特:施米特乃“德国学界宪法和公法领域最重要的人”。 雷蒙•阿隆:施米特是“韦伯传统下伟大的社会哲学家”。 哈贝马斯:施米特是“韦伯合法的儿子”。 赫尔穆特•舍尔斯基:施米特蒙受的是数世纪以来不为人们所承认的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命运。 《法兰克福汇报》:施米特“如今甚至开始盖过韦伯的光芒”。 雨果•巴尔:罗马失火时,弹琴固然要不得;然而,这个时候研究水力学理论却完全正当。施米特属于那种“研究水力学理论”的人,他是具有罕见信念的思想家…… 扬–维尔纳•米勒: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现代性所作出的前沿性和总体性的攻击,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知识上的影响。由此带来的知识和理论上的碎片,不断地为欧洲以及欧洲以外的知识群体中的政治思想者所捡拾。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尚没有哪个思想家像施米特一样有如此多的来自不同领域的读者群。 张旭东:基于对魏玛共和国民主制度的分析,施米特全面思考了自由主义的理论局限,成为整个20世纪最重要、最精彩的自由主义批评家。 我们可以把施米特看作是尼采以来西方“价值重估”、道德超越和通过颠覆和消解传统而不断自我肯定的总体方向上的最后一个重要路标。 刘擎:今天的知识界,从德国到欧美乃至中国,施米特的思想幽灵正在徘徊游荡,吸引了分属不同意识形态与知识谱系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当然,施米特在世的时候绝不是默默无闻的学者,但对学术思想界而言,他在最近二十年间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他生前最为鼎盛的时期。如果在当代谈论西方思想,特别是政治哲学和法学,我们似乎逃不开施米特幽灵的纠缠。 严搏非:施米特的价值不在于他的答案,而在于他的问题,没有人能绕过去。左翼和右翼、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独裁者和“游击队员”,所有与他争辩的人都成了向他学习的弟子,无法绕过他那巨大的、悖论性的、危险的存在。在这张名单上,仅我们熟知的就有罗尔斯、哈贝马斯、福柯、德里达、德沃金,一直到齐泽克、阿甘本和哈特及内格利。

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

巴林顿·摩尔 / 华夏出版社 / 1990-01-01 / 0 次下载
本书对民主和专制的起源从宏观角度,用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方法进行了描述和概括。

右派国家

约翰·米克尔思韦特,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 / 中信出版社 / 2014-03-01 / 0 次下载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将美国等同于西方、西方等同于美国,却没有意识到其实从文化上而言,美国在西方世界也是一个“另类”。美国“另类”在哪,这种“另类”所来何处,又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右派国家》对此做出了详尽而富有洞见的解答。 ——刘瑜,著名学者 《右派国家》向我们介绍了形塑美国生活的一个关键因素——保守主义。 美国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急剧右转,以至于如今不论哪一党入主白宫,这个国家与欧洲相比——甚至与尼克松治下的美国相比——在许多重要方面都明显更保守了:福利不复存在,死刑的传统根深蒂固,反堕胎呼声依然强烈,监管 力度降到了极低的水平;“新政自由主义”的支柱轰然倒塌,保守主义的势力已推进到极为广泛的阵线。最近二十年,保守主义已成为美国社会隐秘但中坚的力量,而这本书将告诉我们为什么保守主义能够成功。 约翰•米克尔思韦特和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二十多年来在《经济学人》杂志致力于对美国的研究,被誉为“当代的托克维尔”。理解美国右派必须深入它的核心,在智囊团、发言人、组织者和基层民众之中体会权力的流向。这两位敏锐的观察家秉承《经济学人》一贯的反传统与严格论证的作风,以深刻的洞察力、严谨的考据、公正的态度以及充满智慧的笔触对保守主义的全景做了纵深剖析。 《右派国家》分为“历史”“剖析”“预言”“例外”四部分,它即将向你呈现的,不是极右派或极左派讽刺漫画里的美国;它不是要对保守主义运动妄加批评或盲目赞颂,而是希望从各个面向理解保守主义,理解我们这个时代最强大、最有效的政治运动。

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

路易斯・哈茨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03-10-01 / 0 次下载
本书既是一部政治学名著,也是一部历史学名著,在美国政治学界和史学界一直被视为经典之作。哈茨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探究了较早源于欧洲并更具普遍意义的美国自由主义特征,此即信仰个体自由、平等,以及视个人成功与失败取决于自身的努力与能力,而不是其他。哈茨认为,美国历史的发展表明,从其建国之初起,它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已成为其牢固的传统。这一传统决定了美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保证了美国社会发展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苏联的心灵

以赛亚·伯林 / 译林出版社 / 2010-07-01 / 0 次下载
本书收录了以赛亚•伯林关于苏联的一些从未发表过的文章。既有对二战后他与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等苏联作家的几次著名会晤的记叙,也有他呈交给英国外交部的关于斯大林统治下苏联艺术状况的公文;既有对曼德尔施塔姆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肖像描绘,也有他访问苏联后对苏俄文化的印象速写等等。以赛亚•伯林从身世与文化上都与俄国有着直接的渊源,对俄国知识阶层有深刻的同情与了解,本书为我们了解苏联时期俄罗斯的文化生活一般状况,以及知识分子的遭遇与命运,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材料。 导读推荐: 我与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会面和谈话;对他们简直无法形容的生活和工作处境以及他们所遭受到的对待的认识;还有我得以和他们两人建立起来的私人关系甚至是友谊,都深深地影响了我并根本改变了我的观念。当我在出版物上看到他们的名字,或听别人提到他们的时候,我会生动地回忆起他们脸上的表情、举止和他们说过的话。直到今天,当我读他们的作品时,仍然能够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 ——《与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交谈》 俄罗斯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拥有无穷的创造力,一旦他们获得自由,说不准他们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出现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并非没有可能,但目前我还看不到有任何迹象。邪恶终将被战胜,奴役正在走向灭亡,人类有理由为这一切而感到自豪。 ——《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

美国秩序的根基

拉塞尔·柯克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2018-06-01 / 0 次下载
20世纪70年代初,本书首次面世时,美国正处于危机之中:理查德?尼克松不光彩地辞去总统职务,越南战争正走向灾难性的结局,大学正从学问的殿堂堕落成疯人院…… 在世人大多对美国的未来感到沮丧时,作为当代保守主义运动的思想导师,柯克却满怀希望地期盼美国秩序的复兴,将其根基牢牢锚定在《旧约》中的先知时代,上下纵横三千多年,不无洞见地指出,从古希腊罗马到基督教的中世纪和宗教改革,西方历史的演变过程时时都在酝酿美国秩序的种子:耶路撒冷的信仰和伦理、雅典的理性与荣耀、罗马的美德与力量、伦敦的法律与市场,所有这一切都将融汇到由清教徒肇始的美国秩序之中。 在柯克看来,美国的成功之道似乎可以概括如下:宗教信念派生出有秩序的自由观;有秩序的自由观派生出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则为美国经济、社会和个人活力的发挥提供了尽可能多的保障。 柯克念兹在兹的是,让美国保持自由和繁荣的那些永恒之道,而这些永恒之道就蕴藏在美国和西方文明的传统之中。

联邦论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 詹姆斯·麦迪逊 / 约翰·杰伊 / 译林出版社 / 2016-07-01 / 0 次下载
想了解美国,先了解宪法 读懂美国宪法,先读懂《联邦论》 尹宣经典译文 校勘重版 ———————————————————— 为什么要读《联邦论》? 美国的《联邦宪法》,文字极其简约,只有七条。宪法条文,并不自我解释。为了让人民了解《 联邦宪法》中每个条款的含义,需要有人出面解释宣传。在支持宪法的大量文章中,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合写的《 联邦论: 美国宪法述评》脱颖而出,流传至今。有人把它评为古往今来政治学著作的第二位(柏拉图的《 理想国》被评为第一位)。这本书的一个明显优点,是对联邦宪法基本观点的不厌其烦的反复弘扬。 乔治•华盛顿说:“危机消失、环境安定后,这本书将得到后世的瞩目。 因为,这本书对自由的原理,对政治问题,提出了坦率精湛的讨论。 凡有公民社会存在的地方,人们永远会对这些问题发生兴趣。” 托马斯•杰斐逊说:“对政府原则最优秀的阐述……从理论到实践,没有一本书优于《联邦论》。”

正义论(修订版)

约翰·罗尔斯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09-08-01 / 0 次下载
功利主义在现代政治和道德哲学中占主导地位。 其他理论, 如直觉主义, 没有提供能与之抗衡的正义观和道德观。《正义论》主张以一种更抽象的社会契约论来替代功利主义。 其出发点是:社会基本结构是正义的主题; 人们在达成其它协议之前,首先要就社会制度的原则达成协议。 然而这种缔约不是一种实际的历史行为,而是在假定的原初状态中的选择的结果,它是互相冷淡的个人在无知之幕背后的选择。 契约目标是选择一种指导社会基本结构设计的根本道德原则即正义原则。对所选择的原则的直接检验是看按它们安排的社会制度是否符合人们的直觉判断;另一个检验是看它们是否符合人们的目的。由此产生了本书的三个部分:理论、制度、目的。

威权统治的转型

吉列尔莫·奥唐奈, 菲利普•施密特 / 三辉图书/新星出版社 / 2012-03-01 / 0 次下载
《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是吉列尔莫•奥唐奈、菲利普•施密特、劳伦斯•怀特黑德合编的四卷本《从威权主义统治转型:民主的前景》的最后一卷。该丛书是研究威权政体和民主转型的划时代著作。《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在精辟地总结前三卷集体智慧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开山性质的关于政治转型研究的范式和理论,并以引人入胜的叙事方式和恰当的隐喻讲述了政治转型充满不确定性的过程和不可预测的结果。 我们相信,借着表现出我们的无知,我们对悖论与抉择的反思,还有对典型案例的转型过程的总结,我们提供一个很有用的工具—一份地图的几部分——给那些今天正在探索以及那些明天将会探索的人们,一份关于从未知路线走向民主政治的地图。 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这个项目至少能够促成一个对于学者和活跃分子而言更理性、信息更充分的讨论,一个关于威权主义制度衰败和有可能被民主制度代替的这一复杂过程中涉及到的潜力、困境,及其局限性的讨论。 《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对在转型之后建立民主或多头政治的分析方法与规范性视角,提供了一个不只是对学者,而且对政治参与者同样有价值的视角。 ——亚伯拉罕•F. 洛文索

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

塔尔蒙 (Talman J.F.) / 吉林人民出版社 / 1990-01-01 / 0 次下载
我国学术界对塔尔蒙的这部著作的评价,褒贬不一、毁誉参半、见仁见智。就译者视野所及,许多言及这部著作的中国学者似乎都没有细读过它,所以,把它介绍给我国的读者,还是一件必要的有益的工作,让更多的中国读者可以看清它的“庐山真面目”。 塔尔蒙的这部著作是他著述中最出名的一部,如他在前言所述,把此书作为第一卷,以后又写了它的续集——第二、第三卷。在第二卷,他围绕1848年革命,通过社会经济现实与政治现实的对比,追述了19世纪社会主义的救世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救世主义的冲突,对那个时代欧洲浪漫主义哲学对政治的影响也有所涉及;第三卷中,他的视线转移到了20世纪的现代,准备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何纳粹会登上政治舞台?为何20世纪会挣扎在残害、强权、仇恨的毒海中?他的答案:除了国家特殊的社会、政治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19世纪的后叶对理性主义、个人自由主义抵抗的精神力量的强大而又迅速。不知道是否有同好对把第二、第三卷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工作感兴趣?另外,塔尔蒙的这部著作中,导师拉斯基对他的影响,也随处可以读到,希望国内有研究条件的学人也能对拉斯基学说多做介绍。 因为失业日久,可以说是在贫病交迫、心力俱瘁的状态和孤寂的心境中,勉力最后完成这译稿的。其间,还曾在连续40度的盛夏,因为没有空调,电脑的故障,已经译成汉语的12万个字码的消失殆尽,几乎失去重头开始、继续伏案下去的勇气。最后校正的阶段,正值萧疏的深秋,面临的是通货膨胀的到来,心底里难免对未来的人生更添几分惆怅。

黑弥撒: 末世信仰与乌托邦的终结

约翰·格雷 (John Gray)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13-12-01 / 0 次下载
当全球化时代的权威专家忘记了他们正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专家一样,预测全球化已经使战争变得过时之际,约翰·格雷的著作显得依然重要。在《黑弥撒(末世信仰与乌托邦的终结)》一书中,格雷剖析了所有的政治妄想与乌托邦空想,描绘和批驳了从左翼到右翼的所有幻想。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也是本书的重要性所在。 《黑弥撒》是格雷继《伪黎明》之后,用十年时间打磨的又一部力作。本书论证清晰、精心写就,读过后令人更加清醒和睿智。 ——约翰·博纳维尔《卫报》 格雷对启蒙运动思想家提出的关于人类进步的错误理念的嘲讽是正确的。他提醒我们,越古老和越接近真实的神话都预言了盲目地追求知识和权力只会导致灾难这一事实。 ——彼得·康拉德《观察家》 当全球化时代的权威专家忘记了他们正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专家一样,预测全球化已经使战争变得过时之际,约翰·格雷的著作显得依然重要。在《黑弥撒》一书中,格雷剖析了所有的政治妄想与乌托邦空想,描绘和批驳了从左翼到右翼的所有幻想。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也是本书的重要性所在。 ——大卫·瑞夫

当下的启蒙

史迪芬·平克 / 浙江人民出版社 / 2018-12-01 / 0 次下载
[编辑推荐] ● 比尔•盖茨最喜爱的一本书。理查德·道金斯心中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尤瓦尔•赫拉利2018年最爱的书之一。 ● 当代最伟大思想家史蒂芬·平克全面超越自我的巅峰之作,一部关于人类进步的英雄史诗。 ●《当下的启蒙》用数据和事实揭示出世界的真相:不是黑暗,而是光明;不是丧,而是燃;我们没有退步,而是一直在进步,还将继续进步。用这本书点燃生活的勇气,亲手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 一上市就火爆,长期占据亚马逊畅销榜。《纽约时报》2018年Top100图书。《经济学人》2018年最佳图书。《卫报》2018年必买图书。 ● 湛庐文化出品。 [内容简介] ●史蒂芬·平克对当前世界进行了全景式的评述,让读者了解人类状况的真相,人类面临怎样的挑战,以及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他呼吁我们避开惊悚的头条新闻和灰暗的末日预言,相反,用数据说话:通过75幅震撼的图表,平克论证人类的寿命、健康、食物、和平、知识、幸福等都呈向上趋势,这种趋势不仅限于西方,而是遍及全世界。这是启蒙运动的礼物——理性、科学和人文主义促进了人类的进步。 ●《当下的启蒙》凭借智识深度和优雅文笔证明:我们永远不会拥有一个完美的世界,而寻找一个完美的世界也是危险的举动。但是,如果继续运用知识来促进人类的繁荣,即将取得的进步则是无限的。 ●我们该如何寻找生活的意义和目的?300年来,启蒙运动理念取得了辉煌胜利,这个伟大故事却很少有人提起。平克分析了伟大进步的原因,将拯救几十亿生命的无名科学家展示出来,雄辩地证明:通过理性和同情来促进人类的繁荣,本身就是人生的意义。 ●人类进步的故事,是富有英雄色彩的,是光荣的,是令人振奋的。这个故事属于全部人类,属于任何兼具理性和生存欲望的有情众生,它只要求我们坚信——活着好过死亡,健康好过疾病,富足好过匮乏,自由好过胁迫,幸福好过苦难,知识好过迷信和无知。

超越功利主义

阿玛蒂亚·森, 伯纳德·威廉姆斯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2011-11-01 / 0 次下载
本书收集了一些对功利主义的研究,既考虑作为个人道德理论的功利主义,也考虑了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功利主义。除了两篇论文以外,其他都是专为本书所作。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汉娜·阿伦特 / 译林出版社 / 2017-01-01 / 0 次下载
●汉娜•阿伦特极具争议性的著作,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犹太政策进行全面总结,提出著名的“平庸的恶”概念,引发西方思想界长达五十年的争论 ●详细记录纳粹战犯庭审全过程,还原历史现场,探讨战后审判的合法性 ●无删节简体中文全译本首次出版 ●特别收录阿伦特德文版自序与德国史学巨擘汉斯·蒙森导读 1961年,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纳粹战犯、“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重要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汉娜•阿伦特就这场审判为《纽约客》写了五篇报告,后集结成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详细记录了这次引发全球关注的审判的全过程,并结合对大量历史资料的分析,提出了“平庸的恶”的概念。恶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恶魔,也有可能是平凡、敬业、忠诚的小公务员。艾希曼由于没有思想、盲目服从而犯下的罪并不能以“听命行事”或“国家行为”的借口得到赦免。

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 (三联文史新论)

李猛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2015-03-01 / 0 次下载
《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研究的中心议题自然法问题。作者将之作为西方现代思想的原点,聚焦于现代自然法学派的第一代人物,以此来论述西方现代道德世界的形成。现代自然法学派,对于理解塑造现代世界的一系列基本政治学说和道德思想具有关键意义,这一点早已为学界所知。无论是政府必须基于社会成员的同意和授权的社会契约论思想,还是经济生活中的财产与所有权的学说,大到国际法与国际社会的概念,小到自主的道德个体形象,以及个人的自然权利和自由平等的概念,所有这些现代人在公共生活和私人领域中经常遭遇的观念和制度,其根源都是现代自然法学派的著作。然而,对现代自然法学派的广泛研究,却很少深入触及到这些常见理论背后隐含的现代政治道德思想对人性的真正理解。本书基于晚近国际学界对有关问题的最新文献,通过系统考察现代自然法学派的第一代人物(格老秀斯、霍布斯、普芬多夫和洛克)的主要著作,深入分析现代自然法学派讨论的基本主题,最终希望能够展现现代自然法学派构建的现代人性论的核心主张。

美国精神的封闭

[美]艾伦·布卢姆 / 译林出版社 / 2011-03-15 / 0 次下载
简介: 本书论证现代民主的起源,品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意图及其得失,考察当代美国心智与德国思想之间的联系,批判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盛行的虚无主义及文化相对主义,揭示出民主政治之下高等教育的危机。 导读: 高等教育如何导致了民主的失败如何导致今日大学生心灵的枯竭 《美国精神的封闭》是最动听、最精致、最博学,而又最危险的传单。——本杰明·巴伯 这部书对人们大有启示作用。最重要的是使我们认识到:民主体制本身并不是一切,它的运作必须另有一种健全的文化精神与之配合。——余英时 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索尔·贝娄 序 布卢姆教授做事有自己的风格。他在谈论美国的高等教育时,并不考察所谓学术共同体(这通常是它的自称)的形态、传统和仪式。但他的资格是无可挑剔的。他写过一本论述莎士比亚政治观的大作,翻译过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尔》。那些恼羞成怒的同行想不拿他当回事都难,虽然很多人都想这样做,因为他目光犀利,勇气可嘉,而且博古通今,是门肯刻薄时所说的“高级学问”的大观察家。但是,布卢姆教授既不是专揭老底的人,也不是讽刺作家,他思想的严肃性使他超然于学界的立场。他主要不是对教授们说话。他当然欢迎他们听听——他们肯定会听的,因为他们正处在猛烈的火力之下。他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之中,更多地援引苏格拉底、柏拉图、马基雅维利、卢梭和康德,而不是我们的同代人:“在所有自相矛盾的共同体幻影中,真正的人类共同体是那些寻求真理者、那些潜在的智者的共同体,……全体渴望求知者的共同体。事实上,这只包括很少的人,他们是真正的朋友,就像在对善的本质有分歧时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朋友那样。……他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绝对心心相印。按柏拉图的观点,这是唯一真正的友谊,唯一真正共同的善。人们不顾一切寻找的密切联系正是这里建立起来的。……这便是那个不可能的哲学王之谜的意义所在。哲学王们拥有真正的共同体,它是其他所有共同体的楷模。”对现代读者来说,这种语气也许会因为那些古板的老词——“真理”、“智者”、“善”、“人”——而不受用,但我们不能否认,在我们反对这种语言的背后,有着对我们现代人关于“价值观”的浅薄、常常是琐屑无聊的言论的负疚感。上面那段话引自布卢姆这本书的结语。他不顾自己读者的好恶,道出了肺腑之言。在讨论专业经济学家的势力、现代科学同先于它出现的“自然哲学”的分离、人称“文化相对主义”的现象或MBA(工商管理硕士)真实的基本含义时,他下笔别具一格。他时常一脸愠怒,咄咄逼人,不怀好意。谈到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他称其为“久已沉没的大西岛”,我们重新回到那儿,力求“找回别人都已放弃的自我”。“人文学科就像古老的巴黎大跳蚤市场,眼力好的人方可从一堆堆破烂中找出被人丢弃的宝贝……”还有,“人文科学就像难民营,被不友善的当局剥夺了工作赶出家园的天才们,在那儿闲荡。……大学的另外两个部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历史毫无用处……”当他不忙于研究善的本质时,他能够运用人文学科的精华(或许我应该说,用其糟粕)发起猛攻。身为学者,他想给我们启蒙;身为作家,他从阿里斯托芬等人那里了解到,启蒙也应该是快乐的。在我看来,这不是一本教授写的书,而是出自一位思想家之手,他愿意承担作家才经常承担的风险。在一本讨论观念的书中,用自己的声音说话是很冒险的,但它也提醒我们,最真切的真理一向是源自个人的内心深处。布卢姆告诉我们:“贯穿全书,我始终在参照柏拉图的《理想国》。对我来说,它是独一无二的教育之书,因为它确实解释了我作为一个人和作为教师所体验到的一切。”学界中人,即便是那些自称为存在主义者的,也很少把自己作为个体、作为个人公开坦诚地呈现出来。可见,布卢姆教授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之战的前线战士,所以他特别投我的脾气。(既然他能个性十足,我认为自己也没有理由继续充当无名氏一般的评论者了。)布卢姆在最后几页谈到了一名学生;这名学生读过柏拉图《会饮篇》以后说,如今很难想象那种神奇的雅典气氛了,“那时人们友善和睦,富有教养,生气勃勃,彼此平等,既开明又自然,大家聚在一起畅谈自己的渴望的意义。但是(布卢姆补充说),这样的体验一向是可以得到的。其实,这些令人心旷神怡的讨论,是发生在一场雅典注定要失败的可怕战争期间,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至少能预见,这意味着希腊文明的衰落。可是,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并没有陷于文化的绝望,他们忘我地沉浸于自然的愉悦之中,证明着人类最出色的能力,即不屈从于命运和环境的摆布。我们感觉自己太依赖于历史和文化了。……任何柏拉图式对话的本质就在于,它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重现。……这或许就是这种思考的全部意义所在。这正是我们逐渐做不到的事情。它就在我们鼻子底下,几乎不可能发生,却一直存在着。”我非常严肃地看待布卢姆这一番话,被它深深打动,并且从中看到了我的生命赖以成长的种子。我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父母都是移民,所以我早年就认识到,我的犹太血统,我的环境(恰巧以芝加哥为背景)和我所受的教育,会在多大程度上左右我的人生历程,取决于我本人的决定。我不想完全依赖历史和文化,若是完全依赖,肯定意味着我不过是个玩偶。在我们这个时代,文明世界最常见的说教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告诉我你的来历,我就能告诉你你是怎样一个人。”虽然我那一大家子渴望美国化的人一致同意,但芝加哥还是没有机会把我塑造成它的形象。在我能够清晰思考之前,我就对它的物质影响采取了顽强抵制。我说不清楚我为何不想让自己成为环境的产物,但我从未被利益、功利、审慎和生意所俘获。我母亲曾想让我当个小提琴手,不行的话就做个拉比。我可以自己挑选是在帕尔玛饭店的晚宴上拉琴,还是在犹太人集会上布道。有正统信仰的传统家庭都会教小男孩翻译《创世记》和《出埃及记》。所以,如果这个大千世界,这个花花世界,不是那样诱人的话,我也许很容易继续拉比的生涯。但是,虔诚恭敬的人生不适合于我。毕竟我在早年就开始了广泛的阅读,这使我很快脱离了古老的信仰。十七岁那年父亲勉强允许我进了大学,我是个热情(狂放)、乖戾、不愿随俗的学生。如果我报名选修本科二年级的经济学课程,我肯定会把时间都用在看易卜生和萧伯纳上。如果我注册了诗学课程,我很快就会对韵律和诗节生厌,转而去看克鲁泡特金的《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和列宁的《怎么办?》。我的趣味和习惯是一个作家的趣味和习惯。我宁愿自己去读诗,也不想从讲授韵律停顿法的课堂上获益。为了放松因阅读而疲乏的双眼,我就到男人俱乐部去打台球和乒乓球。我很快意识到,依照先进的欧洲思想家的见解,一个来自粗俗的物质主义中心——芝加哥——的年轻人,他的文化抱负是必定要归于失望的。组成这个城市的屠宰场、钢铁厂、货栈、简陋的工厂平房,还有灰暗的金融区、棒球场和拳击场、机器人般的政治家、不准打群架的禁令,把所有这些东西凑在一起,你就会看见一张文化射线穿不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坚硬黑幕。根据高雅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这些现代艺术代言人的判断,那是个毫无希望的地方。对这些外国观察家中的某些人来说,美国与欧洲相比有许多优势,它更有效率,更生机勃勃,更自由,基本上未受病态政治和毁灭性战争的影响,但是说到艺术,正像温德姆·刘易斯所言,就算生为爱斯基摩人,也要强过一个想当画家的明尼苏达长老会教友。文明的欧洲人中能够摆脱本国阶级偏见者鲜有其人,他们会把自己不能完全支配的偏见带入一切自由的美国。无人能够预见到的事情是,所有的文明国家注定会降格为平庸的世界主义,古老文明各个支脉的衰落令人扼腕,但它会提供崭新的机会,使我们摆脱对历史和文化的依赖——这是隐藏在衰落背后的好处。这固然会导致野蛮的表现,但也可能产生独立的新形式。在这方面,正像美国人时常说的,我发现自己“处境尴尬”。欧洲的看客有时把我列入杂交怪物,既不是地道的美国人,也不是十足的欧洲人,脑子里塞满了哲学家、史学家和诗人的语句,这是我在中西部自己的小窝里生吞活剥的成果。当然,我是个自修者,现代作家也一向如此。一位勇敢的新人,19世纪的小说家,曾大胆地进行猜想、冒险和推测。独立思想结出了硕果。巴尔扎克宣称:“这个世界属于我,因为我理解它。”布卢姆教授的书让我担心,这本通过自修,从事了大量研究而写成的讲述世界的书,会遭到“有学问者”的封杀,他们正在筑起舆论的高墙,把整个世界挡在外面。美国读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不时指责我的书有外国味。我提到欧洲作家时有点儿盛气凌人,似乎是在摆架子。我乐于承认,我的作品中或许有一些让人读起来吃力的地方,随着公众中无知之人的增加,我的书可能越来越难读。评估自己读者的智力一向不是件容易事。如果人们还打算看书,即便只是出于对书的尊崇,或只是装装样子,那么有些事情他们是本应知道的。所以,假设他们熟悉20世纪的历史超出了能够客观证明的程度,这并没什么不妥。另外,某些精神上的一致性也被作家们视为理所当然。“从本质上说别人跟我相似,我大体上也跟别人差不多,只是有些小小的差别而已。”一部作品就是一件祭品。你把它献上祭坛,希望得到接纳。你祈祷自己至少不会因为遭到拒绝而发怒,变成该隐。你也许很天真,炮制出自己心爱的宝贝,把它们不加区别地堆在一起。那些现在没有认识到它们价值的人,以后也许会明白。于是你觉得自己不是在为同代人写作。也许你的真正读者还没在这里,而你的书会让他们现身。有时我很喜欢拿有教养的美国人开玩笑。譬如,我想把《赫索格》写成喜剧小说:一个毕业于美国一所不错的大学的博士,妻子为了另一个男人离他而去,他变得失魂落魄。他迷上了书信体写作,写一些悲伤、尖刻、讽刺、放肆的书信,不仅写给自己的朋友和熟人,而且写给一些伟人,那些塑造他的观念的思想巨人。在这种危机时刻,他又能做些什么呢?从书架上取出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的著作,怒气冲冲地从字里行间寻找慰藉和建议?这个遭受打击的人,他想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想给自己的遭遇找个解释,让人生重新具有意义,他逐渐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努力的荒唐。他最终还是向自己的荒唐处境屈服了,他写道:“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只是一句价值五分钱的花言巧语。”这是在跟威尔逊总统的副手马歇尔先生学舌,大概是在那场大战时期,他曾经说过“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一支价值五分钱的上等雪茄。”《赫索格》的一些读者抱怨此书难读。他们可能对这位既不幸又滑稽可笑的历史教授报以同情,但也会不时被他那些卖弄学问的冗长信件搞得不胜其烦。有些人觉得,自己是在被迫参加一场思想史概论课程的艰苦考试,认为我是把同情与智慧跟晦涩和迂腐一锅煮。然而,我是在嘲笑书生的迂腐!有人回答说:“如果这是你的目的,你可就彻底落空了。有些读者会认为你是在跟别人过不去,布置类似于障碍赛的任务,或是门萨协会会员玩的高智商字谜游戏。”有些人会从中获得虚荣心的满足,另一些人却会憎恨被人测试。人们把自己最好的智力留给自己的专业,其次是警觉的公民面对的大事——经济、政治、核废料的处理,等等。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他们想放松一下,他们不明白为何不能让娱乐简简单单地进行。在某些方面我同意这种意见,因为我本人在阅读蒙田的著作时,也情不自禁地想绕开那些古典名著的冗长引文,它们使我觉得高中学的拉丁文不够用,再把自己送回高中并不好玩。在《赫索格》的结尾部分,我想表达这样一种观点,“高等教育”为遇到麻烦的男人提供的力量是多么有限。到头来他会领悟到,在应付生活方面,他根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在大学里,谁会教他如何对待情欲、女人和家庭呢?),用体育比赛的话说,他又回到了起点——或者像我写书时提出的,回到了平衡的原点。赫索格的迷惑太放肆。是的,可他又能怎样呢?有时,他借助于自己的喜剧感是能够做到自持的。最大的迷惑中也依然有一条通向灵魂的幽径。也许它很难被发现,因为在人生的中途,周围已是杂草丛生,其根源便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教育。然而,那条幽径一直就在那儿,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持它的畅通,以接近我们内心的最深处——接近我们的内心对一种更高层次的意识的清醒认识。我们借助于它做出最终判断,把一切理出头绪。这种意识有着不受历史噪音和我们当下环境干扰的力量,它的独立性便是人生奋斗的真谛。心灵为了找到并固守自己的地盘,要同各种敌对势力抗衡,这些势力有时表现为否认心灵的真实存在,并且看起来确实经常想把它彻底干掉。19世纪的浪漫诗人和一些好为人师的理论家,在一件事上搞错了——诗人和小说家从来不是人类的立法者和导师。如果必须把艺术家的事业解释成有目的的,那么诗人——艺术家——应当赋予人类新的眼光,使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这个世界,转变僵化的经验模式,这就堪称雄心大志了。训练有素的无知在无情地四处蔓延,以及不良思想的膨胀,使艺术家的这项事业举步维艰。若是还事物以本来面目,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思想世界中,而思维的运行确实糟得很。因此,艺术家,无论他是否把自己视为知识分子,都被卷入了思想斗争。思维本身永远不能治愈他的痛苦,任何一个艺术家都应该感谢朴素的魅力,这使他无需苦心思索。在我看来,大学一向是个卸去伪装的地方,我在摈弃不良思想的艰巨工作中,可以从这儿找到帮助。正是在大学中,我开始了对现代意识形态的研习,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当然还有哲学(包括逻辑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和存在主义,等等)。我甩掉多余之物,使自己的精神机体恢复呼吸能力,我维护植根于生活的朴素,但我从不把大学看作逃避“外部世界”的圣殿和避难所。远离喧嚣的大都市,在一个刻板的学术村落里过日子,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所以,我从来不是“激进的”中欧小说家所称的“校园作家”。恰恰相反,我训练自己去辨识激进派和右派那些变化无穷的话题,这使我能够(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技能)嗅出百年来革命词藻散发出的那种未经处理的污浊恶臭,或从另一个方向分辨出最近戈尔·维达尔“原创的”地缘政治学不过就是赫斯特的《星期日副刊》的“黄祸”主题,其气味并不比20世纪30年代更令人愉快。在这极具煽动性的“激进”作家的狂暴姿态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倘若他们也能拿出自己的观点,大学就保不住在知识生活中的垄断地位了。布卢姆教授的核心观点是,在一个受舆论控制的社会里,大学过去一直充当着思想自由的岛屿,所有的观点都能无拘无束地进行研究,慷慨大度的自由民主制度使其成为可能。但是,由于大家都想让大学在社会上扮演积极的或“正面的”参与角色,这使它淹没在了社会“问题”的逆流之中。全神贯注于健康、性、种族和战争问题的学术界名利双收,大学成了社会的概念仓库,常常起着有害的作用。针对通识教育提出的任何改革都是难以想象的,它有可能使大学陷入与全美国的对立之中。“圈内人”的欲望和动机日益变得跟“圈外人”一模一样。这就是我对布卢姆的言论的理解,如果他只是说了些有争议的话,那么对它置之不理很容易。本书之所以成为一部极为严肃的著作,在于它不但有论证,而且伴有对历史背景的准确说明。他运用对政治学说令人赞叹的把握,揭示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现代民主源自何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和另一些启蒙哲学家的意图及其得失。左右两派的争论在过去十年里变得异常火爆,让文明对话的习惯受到讪笑。对手们似乎不再倾听对方的意见了。如果聪明的对手只因兴趣索然而不读布卢姆教授这本书,那将是非常遗憾的。该书的陈述十分重要,值得细细研究。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 索尔·贝娄 前 言 这本书,作为对我们的心灵、尤其是年轻人的心灵以及他们所受教育的沉思,是从一个教师的视角写成的。这是个得天独厚的视角,虽然它有很多局限,包含着危险的诱惑。教师,特别是从事通识教育的教师,必须始终盯住人类完美的目标,同时也要把握自己眼前的学生的禀赋。他得不断地认识前者,评估后者达到这个目标的能力。关注年轻人,摸清他们的渴望和领悟能力,是这一行的本质。必须探测和找出这些渴望。不能对切实的需求做出回应,就算不上真正的教育;缺了这一条,再多的收获也无足挂齿。每一代人的状况,要从他们与人类的永恒关切的关系中才能找到,而这种关切又能从每一代人的情趣、娱乐尤其是愤怒(这在以冷静自觉而著称的年代尤为真切)中找到。尤其能够揭示真相的就是专门勾引年轻人的各路骗子。这些文化贩子有着投年轻人所好的强烈动机——所以他们也是引导我们进入时代精神迷宫的有益向导。教师的观点不是随便想出来的。它既不完全取决于学生想成为什么人或他此时此地恰好成了什么人,也不屈从于特定的社会需求或变幻无常的市场。人们费了很大力气,想证明教师一向只是这些力量的代理,但事实上不管他愿意与否,他都是受一种意识或预见的引导,他认为确实存在着某种人的天性,他以帮助实现这种天性为己任。他不是用抽象思维或复杂的推理做到这一点,而是从学生的目光中看到它的。学生只有潜能,但潜能可以超越自身,这就是希望的源泉,虽然几乎总是让人失望,但这种希望仍在不断复活:人并非全然是偶然的产物,被他出生时的特定洞穴束缚和塑造。助产术认为,一个鲜活的婴儿降生人间,不是因为有助产士,而是出于自然。用它来描述教育过程要比“社会化”一词强多了。一个健壮孩子不靠助产士的帮助而诞生,是老师的真正欢乐。这种喜悦对他的激励作用远大于任何乏味的道德责任感,他的基本经验是,沉思要比任何行动更使人满足。凡是真正的老师都不会怀疑,自己的使命是帮助学生抑制世俗和偏见的扭曲力量,使人性臻于完美。对人类天性的洞察力有可能受到遮蔽,教师多少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的行为是由他本身以外的因素引发的,同时也为他提供了评判学生能力和成就的标准。另外,没有哪个真正的教师在实践中不相信心灵的存在,以及通过授课影响心灵的魔力。所以,老师们肯定认为,在教育起步时,或许要从外部对心灵给以奖惩,以便给它注入活力。但说到底这种活力是它自身的收获,它是自给自足的。这有助于解释一个成年人愿意跟青年而不是同辈相处的怪癖。他喜欢充满希望的“或然”胜过喜欢有缺陷的“实然”。这个成年人会受到很多诱惑——尤其是虚荣和夸夸其谈而不传授知识的欲望;这种活动也具有重讲课轻求知的危险,即迎合学生,只教那些他们能学或愿学的东西,只用学生的眼光来认识自己。由此可见,教育能威胁到哲学,因为哲学思考是孤独者的探索,追求它的人切不可盯着听众。但是,要求所有的老师都成为哲学家,那是太过分了;多少附和一下听众也在所难免。只要有所防范,坏事也能变好事,能鼓励哲学思考。对学生着迷,可以使老师认识心灵的不同类型,认识他们的学习能力以及把握真理和谬误的能力。这种经验是探讨“人是什么”这个大问题的前提条件,它关系到与人的低级日常需求相对的最高志向。通识教育的确切含义是,它帮助学生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让他们明白答案既非一目了然,亦非无从寻觅;不去持续地关注这个问题,严肃的生活就无从谈起。尽管旁门左道应有尽有(本书会讨论其中的一部分),但每一个年轻人提出的“我是谁?”的问题,以及我们人人内心固有的遵从阿波罗神殿上的神谕“认识你自己”的强烈冲动,都意味着“人是什么”是个第一位的问题。我们长期缺乏确切的答案,所以才去了解各种可供选择的答案,并对它们进行思考。通识教育使我们得以了解这些选择,其中很多有悖于我们的天性和我们的时代。受过通识教育的人能够抵制那些唾手可得和受人追捧的答案,这并不是因为他固执己见,而是因为他知道另一些答案更值得考虑。相信书本知识就是教育的全部固然愚蠢,但书本知识总是不可缺少的,在一个高尚人格缺少活榜样的时代,就更是如此。书本知识是教师所能给予的大部分——但要在一种与生活有着合理关系的气氛中适当地加以调理。他的学生得面对生活。他的最大愿望就是他所传授的东西与生活息息相通。大多数学生会满足于我们的现状所看重的事情;还有一些人会怀有热情,他们因为家庭和个人志向而另有所求,这种热情也就靠边站了;只有极少数人会献身于追求独立精神。通识教育就是专为最后这些人而存在的。他们会成为人类运用自己的伟大才智的典范,从而也能使我们大家受益,这并不取决于他们做了些什么,而取决于他们是什么人。缺了他们(也许应该补充说,缺了他们值得敬重的表现),没有哪个社会能被称为文明社会,不管它多么富裕,多么舒适,也不管它有多么精湛的技术或多么温情脉脉。可以理解,我是从教师的角度用三十多年的时间怀着浓厚的兴趣观察学生,倾听他们的观点。他们怀着激情、好奇、渴望,尤其是早年的经历带给高等教育的一切,都已发生了变化;教育他们的任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我在这本书里希望能为理解这代人做出一些贡献。我不想说教;我既不想做盲目的乐天派,也不想杞人忧天。这本书首先应当被视为发自前线的报道。读者可以自己去判断事态的严重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不认为过去的一切都很精彩。我描述了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不打算与过去做任何比较,以此来赞扬或贬低我们自己,我只是想阐明什么对我们有价值,以及我们的处境有何特点。关于这项研究的“样本”,在此聊缀数语。它是由数千名学生组成的,他们有着较高的智商,物质优裕,思想自由,在他们有幸成为大学生的几年里,几乎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一切——总之,他们是就读于美国最好的二十或三十所大学的学生。还有各种类型的学生因为这样那样的环境限制,不能自由选择接受通识教育。他们有着自己的需求,而且很可能有着非常不同于我这里所描写的性格。我的样本不管有什么局限性,也有其优点,它集中体现了那些最有可能利用通识教育的优势,从道德和思想上对国民发挥最大影响的学生。时常有人说,这些处境优越的年轻人不需要我们过多的关注和资源投入,他们拥有的东西已经够多了。可是切莫忘了,他们最需要教育,因为最伟大的才智是最难获得的,而且,天性越复杂,就越容易堕落。教育的重要性是无需证明的,但也应当指出,对于从各方面运用理性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国家,并且以此作为基础的现代国家来说,作为理性家园的大学的危机,也许是它们面对的最深刻危机。这本书凝聚了我对一生教学经验的思考。我的职业生涯异常幸福,每念及此,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所以我得感谢自己的全部经历而不只是这本书所得到的帮助。首先得感谢我的全体学生,他们使我有幸在三十多年里讲授经典文献,尤其是那些我逐渐熟稔了的学生,透过他们,我对这里讨论的问题有了深入的了解。他们中间有些过去的学生,如今已是十分独立的思想家和我的朋友了,他们向我讲述自己的经验和观察,帮我理清了思路,他们是:布鲁内尔(Christopher J. Bruell)、弗拉德金(Hillel G. Fradkin)、尼科尔斯(James H. Nichols Jr.)、奥温(Clifford Orwin)、潘格尔(Thomas L. Pangle)、舒尔斯基(Abram N. Shulsky)、塔科夫夫妇(Nathan and Susan Tarcov)。尤其是博洛廷(David S. Bolotin),他对我的主题做出回应,并且让我对它的严肃性有了信心。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以其独特的方式激励和诱导着我的热情。吴(Michael Z. Wu)以其敏锐的见解和批判精神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在同我一起教学和探讨问题的同事中间,我得提及索尔·贝娄和唐豪瑟(Werner J. Dannhauser)。前者以其特有的豁达心胸,深入了解我的思想,鼓励我在过去从未涉足的道路上走下去;后者一直是我成年后的思想伴侣,他一如既往地阅读我的手稿,透彻的眼光和真诚都让我受益匪浅。在编定手稿的过程中,切尔尼克(Judy Chernick)、德诺夫(Terse Denov)和阿伦森(Erica Aronson)令人放心地投入工作,就像忠贞不二的朋友一样,他们使图书生产过程中最乏味的阶段也变得令人兴奋。我同自己的编辑、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的亚沙纳(Robert Asahina)以及朱利亚出版社的弗洛斯(Berdard de Fallois)也相处愉快,他们先是敦促我写这本书,然后又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编辑,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埃尔哈特基金会(The Earhart Foundation)和奥林基金会(John M. Olin Foundation)长期资助我的教学和研究,在此对它们的官员深表谢意。最后,我要向辛德勒(Allan P. Sindler)表达敬意,他为我树立了一个无私的大学教师的榜样。他用一生的品行证明,干事业依然可能,而且是值得的。我必须申明,而且不是为了走形式,我提到这些人,绝非暗示他们赞同我的观点。 艾伦·布卢姆芝加哥,1986年5月 简介: 本书论证现代民主的起源,品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意图及其得失,考察当代美国心智与德国思想之间的联系,批判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盛行的虚无主义及文化相对主义,揭示出民主政治之下高等教育的危机。 导读: 高等教育如何导致了民主的失败 如何导致今日大学生心灵的枯竭 《美国精神的封闭》是最动听、最精致、最博学,而又最危险的传单。 ——本杰明·巴伯 这部书对人们大有启示作用。最重要的是使我们认识到:民主体制本身并不是一切,它的运作必须另有一种健全的文化精神与之配合。 ——余英时 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 ——索尔·贝娄 序 布卢姆教授做事有自己的风格。他在谈论美国的高等教育时,并不考察所谓学术共同体(这通常是它的自称)的形态、传统和仪式。但他的资格是无可挑剔的。他写过一本论述莎士比亚政治观的大作,翻译过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尔》。那些恼羞成怒的同行想不拿他当回事都难,虽然很多人都想这样做,因为他目光犀利,勇气可嘉,而且博古通今,是门肯刻薄时所说的“高级学问”的大观察家。 但是,布卢姆教授既不是专揭老底的人,也不是讽刺作家,他思想的严肃性使他超然于学界的立场。他主要不是对教授们说话。他当然欢迎他们听听——他们肯定会听的,因为他们正处在猛烈的火力之下。他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之中,更多地援引苏格拉底、柏拉图、马基雅维利、卢梭和康德,而不是我们的同代人:“在所有自相矛盾的共同体幻影中,真正的人类共同体是那些寻求真理者、那些潜在的智者的共同体,……全体渴望求知者的共同体。事实上,这只包括很少的人,他们是真正的朋友,就像在对善的本质有分歧时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朋友那样。……他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绝对心心相印。按柏拉图的观点,这是唯一真正的友谊,唯一真正共同的善。人们不顾一切寻找的密切联系正是这里建立起来的。……这便是那个不可能的哲学王之谜的意义所在。哲学王们拥有真正的共同体,它是其他所有共同体的楷模。” 对现代读者来说,这种语气也许会因为那些古板的老词——“真理”、“智者”、“善”、“人”——而不受用,但我们不能否认,在我们反对这种语言的背后,有着对我们现代人关于“价值观”的浅薄、常常是琐屑无聊的言论的负疚感。 上面那段话引自布卢姆这本书的结语。他不顾自己读者的好恶,道出了肺腑之言。在讨论专业经济学家的势力、现代科学同先于它出现的“自然哲学”的分离、人称“文化相对主义”的现象或MBA(工商管理硕士)真实的基本含义时,他下笔别具一格。他时常一脸愠怒,咄咄逼人,不怀好意。谈到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他称其为“久已沉没的大西岛”,我们重新回到那儿,力求“找回别人都已放弃的自我”。“人文学科就像古老的巴黎大跳蚤市场,眼力好的人方可从一堆堆破烂中找出被人丢弃的宝贝……”还有,“人文科学就像难民营,被不友善的当局剥夺了工作赶出家园的天才们,在那儿闲荡。……大学的另外两个部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历史毫无用处……”当他不忙于研究善的本质时,他能够运用人文学科的精华(或许我应该说,用其糟粕)发起猛攻。身为学者,他想给我们启蒙;身为作家,他从阿里斯托芬等人那里了解到,启蒙也应该是快乐的。在我看来,这不是一本教授写的书,而是出自一位思想家之手,他愿意承担作家才经常承担的风险。在一本讨论观念的书中,用自己的声音说话是很冒险的,但它也提醒我们,最真切的真理一向是源自个人的内心深处。布卢姆告诉我们:“贯穿全书,我始终在参照柏拉图的《理想国》。对我来说,它是独一无二的教育之书,因为它确实解释了我作为一个人和作为教师所体验到的一切。”学界中人,即便是那些自称为存在主义者的,也很少把自己作为个体、作为个人公开坦诚地呈现出来。可见,布卢姆教授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之战的前线战士,所以他特别投我的脾气。(既然他能个性十足,我认为自己也没有理由继续充当无名氏一般的评论者了。) 布卢姆在最后几页谈到了一名学生;这名学生读过柏拉图《会饮篇》以后说,如今很难想象那种神奇的雅典气氛了,“那时人们友善和睦,富有教养,生气勃勃,彼此平等,既开明又自然,大家聚在一起畅谈自己的渴望的意义。但是(布卢姆补充说),这样的体验一向是可以得到的。其实,这些令人心旷神怡的讨论,是发生在一场雅典注定要失败的可怕战争期间,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至少能预见,这意味着希腊文明的衰落。可是,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并没有陷于文化的绝望,他们忘我地沉浸于自然的愉悦之中,证明着人类最出色的能力,即不屈从于命运和环境的摆布。我们感觉自己太依赖于历史和文化了。……任何柏拉图式对话的本质就在于,它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重现。……这或许就是这种思考的全部意义所在。这正是我们逐渐做不到的事情。它就在我们鼻子底下,几乎不可能发生,却一直存在着。” 我非常严肃地看待布卢姆这一番话,被它深深打动,并且从中看到了我的生命赖以成长的种子。我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父母都是移民,所以我早年就认识到,我的犹太血统,我的环境(恰巧以芝加哥为背景)和我所受的教育,会在多大程度上左右我的人生历程,取决于我本人的决定。我不想完全依赖历史和文化,若是完全依赖,肯定意味着我不过是个玩偶。在我们这个时代,文明世界最常见的说教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告诉我你的来历,我就能告诉你你是怎样一个人。”虽然我那一大家子渴望美国化的人一致同意,但芝加哥还是没有机会把我塑造成它的形象。在我能够清晰思考之前,我就对它的物质影响采取了顽强抵制。我说不清楚我为何不想让自己成为环境的产物,但我从未被利益、功利、审慎和生意所俘获。我母亲曾想让我当个小提琴手,不行的话就做个拉比。我可以自己挑选是在帕尔玛饭店的晚宴上拉琴,还是在犹太人集会上布道。有正统信仰的传统家庭都会教小男孩翻译《创世记》和《出埃及记》。所以,如果这个大千世界,这个花花世界,不是那样诱人的话,我也许很容易继续拉比的生涯。但是,虔诚恭敬的人生不适合于我。毕竟我在早年就开始了广泛的阅读,这使我很快脱离了古老的信仰。十七岁那年父亲勉强允许我进了大学,我是个热情(狂放)、乖戾、不愿随俗的学生。如果我报名选修本科二年级的经济学课程,我肯定会把时间都用在看易卜生和萧伯纳上。如果我注册了诗学课程,我很快就会对韵律和诗节生厌,转而去看克鲁泡特金的《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和列宁的《怎么办?》。我的趣味和习惯是一个作家的趣味和习惯。我宁愿自己去读诗,也不想从讲授韵律停顿法的课堂上获益。为了放松因阅读而疲乏的双眼,我就到男人俱乐部去打台球和乒乓球。 我很快意识到,依照先进的欧洲思想家的见解,一个来自粗俗的物质主义中心——芝加哥——的年轻人,他的文化抱负是必定要归于失望的。组成这个城市的屠宰场、钢铁厂、货栈、简陋的工厂平房,还有灰暗的金融区、棒球场和拳击场、机器人般的政治家、不准打群架的禁令,把所有这些东西凑在一起,你就会看见一张文化射线穿不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坚硬黑幕。根据高雅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这些现代艺术代言人的判断,那是个毫无希望的地方。对这些外国观察家中的某些人来说,美国与欧洲相比有许多优势,它更有效率,更生机勃勃,更自由,基本上未受病态政治和毁灭性战争的影响,但是说到艺术,正像温德姆·刘易斯所言,就算生为爱斯基摩人,也要强过一个想当画家的明尼苏达长老会教友。文明的欧洲人中能够摆脱本国阶级偏见者鲜有其人,他们会把自己不能完全支配的偏见带入一切自由的美国。无人能够预见到的事情是,所有的文明国家注定会降格为平庸的世界主义,古老文明各个支脉的衰落令人扼腕,但它会提供崭新的机会,使我们摆脱对历史和文化的依赖——这是隐藏在衰落背后的好处。这固然会导致野蛮的表现,但也可能产生独立的新形式。 在这方面,正像美国人时常说的,我发现自己“处境尴尬”。欧洲的看客有时把我列入杂交怪物,既不是地道的美国人,也不是十足的欧洲人,脑子里塞满了哲学家、史学家和诗人的语句,这是我在中西部自己的小窝里生吞活剥的成果。当然,我是个自修者,现代作家也一向如此。一位勇敢的新人,19世纪的小说家,曾大胆地进行猜想、冒险和推测。独立思想结出了硕果。巴尔扎克宣称:“这个世界属于我,因为我理解它。”布卢姆教授的书让我担心,这本通过自修,从事了大量研究而写成的讲述世界的书,会遭到“有学问者”的封杀,他们正在筑起舆论的高墙,把整个世界挡在外面。 美国读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不时指责我的书有外国味。我提到欧洲作家时有点儿盛气凌人,似乎是在摆架子。我乐于承认,我的作品中或许有一些让人读起来吃力的地方,随着公众中无知之人的增加,我的书可能越来越难读。评估自己读者的智力一向不是件容易事。如果人们还打算看书,即便只是出于对书的尊崇,或只是装装样子,那么有些事情他们是本应知道的。所以,假设他们熟悉20世纪的历史超出了能够客观证明的程度,这并没什么不妥。另外,某些精神上的一致性也被作家们视为理所当然。“从本质上说别人跟我相似,我大体上也跟别人差不多,只是有些小小的差别而已。”一部作品就是一件祭品。你把它献上祭坛,希望得到接纳。你祈祷自己至少不会因为遭到拒绝而发怒,变成该隐。你也许很天真,炮制出自己心爱的宝贝,把它们不加区别地堆在一起。那些现在没有认识到它们价值的人,以后也许会明白。于是你觉得自己不是在为同代人写作。也许你的真正读者还没在这里,而你的书会让他们现身。 有时我很喜欢拿有教养的美国人开玩笑。譬如,我想把《赫索格》写成喜剧小说:一个毕业于美国一所不错的大学的博士,妻子为了另一个男人离他而去,他变得失魂落魄。他迷上了书信体写作,写一些悲伤、尖刻、讽刺、放肆的书信,不仅写给自己的朋友和熟人,而且写给一些伟人,那些塑造他的观念的思想巨人。在这种危机时刻,他又能做些什么呢?从书架上取出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的著作,怒气冲冲地从字里行间寻找慰藉和建议?这个遭受打击的人,他想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想给自己的遭遇找个解释,让人生重新具有意义,他逐渐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努力的荒唐。他最终还是向自己的荒唐处境屈服了,他写道:“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只是一句价值五分钱的花言巧语。”这是在跟威尔逊总统的副手马歇尔先生学舌,大概是在那场大战时期,他曾经说过“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一支价值五分钱的上等雪茄。”《赫索格》的一些读者抱怨此书难读。他们可能对这位既不幸又滑稽可笑的历史教授报以同情,但也会不时被他那些卖弄学问的冗长信件搞得不胜其烦。有些人觉得,自己是在被迫参加一场思想史概论课程的艰苦考试,认为我是把同情与智慧跟晦涩和迂腐一锅煮。 然而,我是在嘲笑书生的迂腐! 有人回答说:“如果这是你的目的,你可就彻底落空了。有些读者会认为你是在跟别人过不去,布置类似于障碍赛的任务,或是门萨协会会员玩的高智商字谜游戏。”有些人会从中获得虚荣心的满足,另一些人却会憎恨被人测试。人们把自己最好的智力留给自己的专业,其次是警觉的公民面对的大事——经济、政治、核废料的处理,等等。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他们想放松一下,他们不明白为何不能让娱乐简简单单地进行。在某些方面我同意这种意见,因为我本人在阅读蒙田的著作时,也情不自禁地想绕开那些古典名著的冗长引文,它们使我觉得高中学的拉丁文不够用,再把自己送回高中并不好玩。 在《赫索格》的结尾部分,我想表达这样一种观点,“高等教育”为遇到麻烦的男人提供的力量是多么有限。到头来他会领悟到,在应付生活方面,他根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在大学里,谁会教他如何对待情欲、女人和家庭呢?),用体育比赛的话说,他又回到了起点——或者像我写书时提出的,回到了平衡的原点。赫索格的迷惑太放肆。是的,可他又能怎样呢?有时,他借助于自己的喜剧感是能够做到自持的。最大的迷惑中也依然有一条通向灵魂的幽径。也许它很难被发现,因为在人生的中途,周围已是杂草丛生,其根源便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教育。然而,那条幽径一直就在那儿,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持它的畅通,以接近我们内心的最深处——接近我们的内心对一种更高层次的意识的清醒认识。我们借助于它做出最终判断,把一切理出头绪。这种意识有着不受历史噪音和我们当下环境干扰的力量,它的独立性便是人生奋斗的真谛。心灵为了找到并固守自己的地盘,要同各种敌对势力抗衡,这些势力有时表现为否认心灵的真实存在,并且看起来确实经常想把它彻底干掉。 19世纪的浪漫诗人和一些好为人师的理论家,在一件事上搞错了——诗人和小说家从来不是人类的立法者和导师。如果必须把艺术家的事业解释成有目的的,那么诗人——艺术家——应当赋予人类新的眼光,使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这个世界,转变僵化的经验模式,这就堪称雄心大志了。训练有素的无知在无情地四处蔓延,以及不良思想的膨胀,使艺术家的这项事业举步维艰。若是还事物以本来面目,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思想世界中,而思维的运行确实糟得很。因此,艺术家,无论他是否把自己视为知识分子,都被卷入了思想斗争。思维本身永远不能治愈他的痛苦,任何一个艺术家都应该感谢朴素的魅力,这使他无需苦心思索。在我看来,大学一向是个卸去伪装的地方,我在摈弃不良思想的艰巨工作中,可以从这儿找到帮助。正是在大学中,我开始了对现代意识形态的研习,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当然还有哲学(包括逻辑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和存在主义,等等)。我甩掉多余之物,使自己的精神机体恢复呼吸能力,我维护植根于生活的朴素,但我从不把大学看作逃避“外部世界”的圣殿和避难所。远离喧嚣的大都市,在一个刻板的学术村落里过日子,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所以,我从来不是“激进的”中欧小说家所称的“校园作家”。恰恰相反,我训练自己去辨识激进派和右派那些变化无穷的话题,这使我能够(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技能)嗅出百年来革命词藻散发出的那种未经处理的污浊恶臭,或从另一个方向分辨出最近戈尔·维达尔“原创的”地缘政治学不过就是赫斯特的《星期日副刊》的“黄祸”主题,其气味并不比20世纪30年代更令人愉快。在这极具煽动性的“激进”作家的狂暴姿态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倘若他们也能拿出自己的观点,大学就保不住在知识生活中的垄断地位了。 布卢姆教授的核心观点是,在一个受舆论控制的社会里,大学过去一直充当着思想自由的岛屿,所有的观点都能无拘无束地进行研究,慷慨大度的自由民主制度使其成为可能。但是,由于大家都想让大学在社会上扮演积极的或“正面的”参与角色,这使它淹没在了社会“问题”的逆流之中。全神贯注于健康、性、种族和战争问题的学术界名利双收,大学成了社会的概念仓库,常常起着有害的作用。针对通识教育提出的任何改革都是难以想象的,它有可能使大学陷入与全美国的对立之中。“圈内人”的欲望和动机日益变得跟“圈外人”一模一样。这就是我对布卢姆的言论的理解,如果他只是说了些有争议的话,那么对它置之不理很容易。本书之所以成为一部极为严肃的著作,在于它不但有论证,而且伴有对历史背景的准确说明。他运用对政治学说令人赞叹的把握,揭示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现代民主源自何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和另一些启蒙哲学家的意图及其得失。 左右两派的争论在过去十年里变得异常火爆,让文明对话的习惯受到讪笑。对手们似乎不再倾听对方的意见了。如果聪明的对手只因兴趣索然而不读布卢姆教授这本书,那将是非常遗憾的。该书的陈述十分重要,值得细细研究。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 索尔·贝娄 前 言 这本书,作为对我们的心灵、尤其是年轻人的心灵以及他们所受教育的沉思,是从一个教师的视角写成的。这是个得天独厚的视角,虽然它有很多局限,包含着危险的诱惑。教师,特别是从事通识教育的教师,必须始终盯住人类完美的目标,同时也要把握自己眼前的学生的禀赋。他得不断地认识前者,评估后者达到这个目标的能力。关注年轻人,摸清他们的渴望和领悟能力,是这一行的本质。必须探测和找出这些渴望。不能对切实的需求做出回应,就算不上真正的教育;缺了这一条,再多的收获也无足挂齿。每一代人的状况,要从他们与人类的永恒关切的关系中才能找到,而这种关切又能从每一代人的情趣、娱乐尤其是愤怒(这在以冷静自觉而著称的年代尤为真切)中找到。尤其能够揭示真相的就是专门勾引年轻人的各路骗子。这些文化贩子有着投年轻人所好的强烈动机——所以他们也是引导我们进入时代精神迷宫的有益向导。 教师的观点不是随便想出来的。它既不完全取决于学生想成为什么人或他此时此地恰好成了什么人,也不屈从于特定的社会需求或变幻无常的市场。人们费了很大力气,想证明教师一向只是这些力量的代理,但事实上不管他愿意与否,他都是受一种意识或预见的引导,他认为确实存在着某种人的天性,他以帮助实现这种天性为己任。他不是用抽象思维或复杂的推理做到这一点,而是从学生的目光中看到它的。学生只有潜能,但潜能可以超越自身,这就是希望的源泉,虽然几乎总是让人失望,但这种希望仍在不断复活:人并非全然是偶然的产物,被他出生时的特定洞穴束缚和塑造。助产术认为,一个鲜活的婴儿降生人间,不是因为有助产士,而是出于自然。用它来描述教育过程要比“社会化”一词强多了。一个健壮孩子不靠助产士的帮助而诞生,是老师的真正欢乐。这种喜悦对他的激励作用远大于任何乏味的道德责任感,他的基本经验是,沉思要比任何行动更使人满足。凡是真正的老师都不会怀疑,自己的使命是帮助学生抑制世俗和偏见的扭曲力量,使人性臻于完美。对人类天性的洞察力有可能受到遮蔽,教师多少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的行为是由他本身以外的因素引发的,同时也为他提供了评判学生能力和成就的标准。另外,没有哪个真正的教师在实践中不相信心灵的存在,以及通过授课影响心灵的魔力。所以,老师们肯定认为,在教育起步时,或许要从外部对心灵给以奖惩,以便给它注入活力。但说到底这种活力是它自身的收获,它是自给自足的。 这有助于解释一个成年人愿意跟青年而不是同辈相处的怪癖。他喜欢充满希望的“或然”胜过喜欢有缺陷的“实然”。这个成年人会受到很多诱惑——尤其是虚荣和夸夸其谈而不传授知识的欲望;这种活动也具有重讲课轻求知的危险,即迎合学生,只教那些他们能学或愿学的东西,只用学生的眼光来认识自己。 由此可见,教育能威胁到哲学,因为哲学思考是孤独者的探索,追求它的人切不可盯着听众。但是,要求所有的老师都成为哲学家,那是太过分了;多少附和一下听众也在所难免。只要有所防范,坏事也能变好事,能鼓励哲学思考。对学生着迷,可以使老师认识心灵的不同类型,认识他们的学习能力以及把握真理和谬误的能力。这种经验是探讨“人是什么”这个大问题的前提条件,它关系到与人的低级日常需求相对的最高志向。 通识教育的确切含义是,它帮助学生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让他们明白答案既非一目了然,亦非无从寻觅;不去持续地关注这个问题,严肃的生活就无从谈起。尽管旁门左道应有尽有(本书会讨论其中的一部分),但每一个年轻人提出的“我是谁?”的问题,以及我们人人内心固有的遵从阿波罗神殿上的神谕“认识你自己”的强烈冲动,都意味着“人是什么”是个第一位的问题。我们长期缺乏确切的答案,所以才去了解各种可供选择的答案,并对它们进行思考。通识教育使我们得以了解这些选择,其中很多有悖于我们的天性和我们的时代。受过通识教育的人能够抵制那些唾手可得和受人追捧的答案,这并不是因为他固执己见,而是因为他知道另一些答案更值得考虑。相信书本知识就是教育的全部固然愚蠢,但书本知识总是不可缺少的,在一个高尚人格缺少活榜样的时代,就更是如此。书本知识是教师所能给予的大部分——但要在一种与生活有着合理关系的气氛中适当地加以调理。他的学生得面对生活。他的最大愿望就是他所传授的东西与生活息息相通。大多数学生会满足于我们的现状所看重的事情;还有一些人会怀有热情,他们因为家庭和个人志向而另有所求,这种热情也就靠边站了;只有极少数人会献身于追求独立精神。通识教育就是专为最后这些人而存在的。他们会成为人类运用自己的伟大才智的典范,从而也能使我们大家受益,这并不取决于他们做了些什么,而取决于他们是什么人。缺了他们(也许应该补充说,缺了他们值得敬重的表现),没有哪个社会能被称为文明社会,不管它多么富裕,多么舒适,也不管它有多么精湛的技术或多么温情脉脉。 可以理解,我是从教师的角度用三十多年的时间怀着浓厚的兴趣观察学生,倾听他们的观点。他们怀着激情、好奇、渴望,尤其是早年的经历带给高等教育的一切,都已发生了变化;教育他们的任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我在这本书里希望能为理解这代人做出一些贡献。我不想说教;我既不想做盲目的乐天派,也不想杞人忧天。这本书首先应当被视为发自前线的报道。读者可以自己去判断事态的严重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不认为过去的一切都很精彩。我描述了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不打算与过去做任何比较,以此来赞扬或贬低我们自己,我只是想阐明什么对我们有价值,以及我们的处境有何特点。 关于这项研究的“样本”,在此聊缀数语。它是由数千名学生组成的,他们有着较高的智商,物质优裕,思想自由,在他们有幸成为大学生的几年里,几乎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一切——总之,他们是就读于美国最好的二十或三十所大学的学生。还有各种类型的学生因为这样那样的环境限制,不能自由选择接受通识教育。他们有着自己的需求,而且很可能有着非常不同于我这里所描写的性格。我的样本不管有什么局限性,也有其优点,它集中体现了那些最有可能利用通识教育的优势,从道德和思想上对国民发挥最大影响的学生。时常有人说,这些处境优越的年轻人不需要我们过多的关注和资源投入,他们拥有的东西已经够多了。可是切莫忘了,他们最需要教育,因为最伟大的才智是最难获得的,而且,天性越复杂,就越容易堕落。 教育的重要性是无需证明的,但也应当指出,对于从各方面运用理性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国家,并且以此作为基础的现代国家来说,作为理性家园的大学的危机,也许是它们面对的最深刻危机。 这本书凝聚了我对一生教学经验的思考。我的职业生涯异常幸福,每念及此,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所以我得感谢自己的全部经历而不只是这本书所得到的帮助。首先得感谢我的全体学生,他们使我有幸在三十多年里讲授经典文献,尤其是那些我逐渐熟稔了的学生,透过他们,我对这里讨论的问题有了深入的了解。 他们中间有些过去的学生,如今已是十分独立的思想家和我的朋友了,他们向我讲述自己的经验和观察,帮我理清了思路,他们是:布鲁内尔(Christopher J. Bruell)、弗拉德金(Hillel G. Fradkin)、尼科尔斯(James H. Nichols Jr.)、奥温(Clifford Orwin)、潘格尔(Thomas L. Pangle)、舒尔斯基(Abram N. Shulsky)、塔科夫夫妇(Nathan and Susan Tarcov)。尤其是博洛廷(David S. Bolotin),他对我的主题做出回应,并且让我对它的严肃性有了信心。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以其独特的方式激励和诱导着我的热情。吴(Michael Z. Wu)以其敏锐的见解和批判精神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在同我一起教学和探讨问题的同事中间,我得提及索尔·贝娄和唐豪瑟(Werner J. Dannhauser)。前者以其特有的豁达心胸,深入了解我的思想,鼓励我在过去从未涉足的道路上走下去;后者一直是我成年后的思想伴侣,他一如既往地阅读我的手稿,透彻的眼光和真诚都让我受益匪浅。 在编定手稿的过程中,切尔尼克(Judy Chernick)、德诺夫(Terse Denov)和阿伦森(Erica Aronson)令人放心地投入工作,就像忠贞不二的朋友一样,他们使图书生产过程中最乏味的阶段也变得令人兴奋。我同自己的编辑、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的亚沙纳(Robert Asahina)以及朱利亚出版社的弗洛斯(Berdard de Fallois)也相处愉快,他们先是敦促我写这本书,然后又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编辑,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埃尔哈特基金会(The Earhart Foundation)和奥林基金会(John M. Olin Foundation)长期资助我的教学和研究,在此对它们的官员深表谢意。 最后,我要向辛德勒(Allan P. Sindler)表达敬意,他为我树立了一个无私的大学教师的榜样。他用一生的品行证明,干事业依然可能,而且是值得的。 我必须申明,而且不是为了走形式,我提到这些人,绝非暗示他们赞同我的观点。 艾伦·布卢姆 芝加哥,1986年5月 简介: 本书论证现代民主的起源,品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意图及其得失,考察当代美国心智与德国思想之间的联系,批判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盛行的虚无主义及文化相对主义,揭示出民主政治之下高等教育的危机。 导读: 高等教育如何导致了民主的失败如何导致今日大学生心灵的枯竭 《美国精神的封闭》是最动听、最精致、最博学,而又最危险的传单。——本杰明·巴伯 这部书对人们大有启示作用。最重要的是使我们认识到:民主体制本身并不是一切,它的运作必须另有一种健全的文化精神与之配合。——余英时 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索尔·贝娄 序 布卢姆教授做事有自己的风格。他在谈论美国的高等教育时,并不考察所谓学术共同体(这通常是它的自称)的形态、传统和仪式。但他的资格是无可挑剔的。他写过一本论述莎士比亚政治观的大作,翻译过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尔》。那些恼羞成怒的同行想不拿他当回事都难,虽然很多人都想这样做,因为他目光犀利,勇气可嘉,而且博古通今,是门肯刻薄时所说的“高级学问”的大观察家。但是,布卢姆教授既不是专揭老底的人,也不是讽刺作家,他思想的严肃性使他超然于学界的立场。他主要不是对教授们说话。他当然欢迎他们听听——他们肯定会听的,因为他们正处在猛烈的火力之下。他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之中,更多地援引苏格拉底、柏拉图、马基雅维利、卢梭和康德,而不是我们的同代人:“在所有自相矛盾的共同体幻影中,真正的人类共同体是那些寻求真理者、那些潜在的智者的共同体,……全体渴望求知者的共同体。事实上,这只包括很少的人,他们是真正的朋友,就像在对善的本质有分歧时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朋友那样。……他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绝对心心相印。按柏拉图的观点,这是唯一真正的友谊,唯一真正共同的善。人们不顾一切寻找的密切联系正是这里建立起来的。……这便是那个不可能的哲学王之谜的意义所在。哲学王们拥有真正的共同体,它是其他所有共同体的楷模。”对现代读者来说,这种语气也许会因为那些古板的老词——“真理”、“智者”、“善”、“人”——而不受用,但我们不能否认,在我们反对这种语言的背后,有着对我们现代人关于“价值观”的浅薄、常常是琐屑无聊的言论的负疚感。上面那段话引自布卢姆这本书的结语。他不顾自己读者的好恶,道出了肺腑之言。在讨论专业经济学家的势力、现代科学同先于它出现的“自然哲学”的分离、人称“文化相对主义”的现象或MBA(工商管理硕士)真实的基本含义时,他下笔别具一格。他时常一脸愠怒,咄咄逼人,不怀好意。谈到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他称其为“久已沉没的大西岛”,我们重新回到那儿,力求“找回别人都已放弃的自我”。“人文学科就像古老的巴黎大跳蚤市场,眼力好的人方可从一堆堆破烂中找出被人丢弃的宝贝……”还有,“人文科学就像难民营,被不友善的当局剥夺了工作赶出家园的天才们,在那儿闲荡。……大学的另外两个部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历史毫无用处……”当他不忙于研究善的本质时,他能够运用人文学科的精华(或许我应该说,用其糟粕)发起猛攻。身为学者,他想给我们启蒙;身为作家,他从阿里斯托芬等人那里了解到,启蒙也应该是快乐的。在我看来,这不是一本教授写的书,而是出自一位思想家之手,他愿意承担作家才经常承担的风险。在一本讨论观念的书中,用自己的声音说话是很冒险的,但它也提醒我们,最真切的真理一向是源自个人的内心深处。布卢姆告诉我们:“贯穿全书,我始终在参照柏拉图的《理想国》。对我来说,它是独一无二的教育之书,因为它确实解释了我作为一个人和作为教师所体验到的一切。”学界中人,即便是那些自称为存在主义者的,也很少把自己作为个体、作为个人公开坦诚地呈现出来。可见,布卢姆教授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之战的前线战士,所以他特别投我的脾气。(既然他能个性十足,我认为自己也没有理由继续充当无名氏一般的评论者了。)布卢姆在最后几页谈到了一名学生;这名学生读过柏拉图《会饮篇》以后说,如今很难想象那种神奇的雅典气氛了,“那时人们友善和睦,富有教养,生气勃勃,彼此平等,既开明又自然,大家聚在一起畅谈自己的渴望的意义。但是(布卢姆补充说),这样的体验一向是可以得到的。其实,这些令人心旷神怡的讨论,是发生在一场雅典注定要失败的可怕战争期间,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至少能预见,这意味着希腊文明的衰落。可是,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并没有陷于文化的绝望,他们忘我地沉浸于自然的愉悦之中,证明着人类最出色的能力,即不屈从于命运和环境的摆布。我们感觉自己太依赖于历史和文化了。……任何柏拉图式对话的本质就在于,它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重现。……这或许就是这种思考的全部意义所在。这正是我们逐渐做不到的事情。它就在我们鼻子底下,几乎不可能发生,却一直存在着。”我非常严肃地看待布卢姆这一番话,被它深深打动,并且从中看到了我的生命赖以成长的种子。我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父母都是移民,所以我早年就认识到,我的犹太血统,我的环境(恰巧以芝加哥为背景)和我所受的教育,会在多大程度上左右我的人生历程,取决于我本人的决定。我不想完全依赖历史和文化,若是完全依赖,肯定意味着我不过是个玩偶。在我们这个时代,文明世界最常见的说教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告诉我你的来历,我就能告诉你你是怎样一个人。”虽然我那一大家子渴望美国化的人一致同意,但芝加哥还是没有机会把我塑造成它的形象。在我能够清晰思考之前,我就对它的物质影响采取了顽强抵制。我说不清楚我为何不想让自己成为环境的产物,但我从未被利益、功利、审慎和生意所俘获。我母亲曾想让我当个小提琴手,不行的话就做个拉比。我可以自己挑选是在帕尔玛饭店的晚宴上拉琴,还是在犹太人集会上布道。有正统信仰的传统家庭都会教小男孩翻译《创世记》和《出埃及记》。所以,如果这个大千世界,这个花花世界,不是那样诱人的话,我也许很容易继续拉比的生涯。但是,虔诚恭敬的人生不适合于我。毕竟我在早年就开始了广泛的阅读,这使我很快脱离了古老的信仰。十七岁那年父亲勉强允许我进了大学,我是个热情(狂放)、乖戾、不愿随俗的学生。如果我报名选修本科二年级的经济学课程,我肯定会把时间都用在看易卜生和萧伯纳上。如果我注册了诗学课程,我很快就会对韵律和诗节生厌,转而去看克鲁泡特金的《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和列宁的《怎么办?》。我的趣味和习惯是一个作家的趣味和习惯。我宁愿自己去读诗,也不想从讲授韵律停顿法的课堂上获益。为了放松因阅读而疲乏的双眼,我就到男人俱乐部去打台球和乒乓球。我很快意识到,依照先进的欧洲思想家的见解,一个来自粗俗的物质主义中心——芝加哥——的年轻人,他的文化抱负是必定要归于失望的。组成这个城市的屠宰场、钢铁厂、货栈、简陋的工厂平房,还有灰暗的金融区、棒球场和拳击场、机器人般的政治家、不准打群架的禁令,把所有这些东西凑在一起,你就会看见一张文化射线穿不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坚硬黑幕。根据高雅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这些现代艺术代言人的判断,那是个毫无希望的地方。对这些外国观察家中的某些人来说,美国与欧洲相比有许多优势,它更有效率,更生机勃勃,更自由,基本上未受病态政治和毁灭性战争的影响,但是说到艺术,正像温德姆·刘易斯所言,就算生为爱斯基摩人,也要强过一个想当画家的明尼苏达长老会教友。文明的欧洲人中能够摆脱本国阶级偏见者鲜有其人,他们会把自己不能完全支配的偏见带入一切自由的美国。无人能够预见到的事情是,所有的文明国家注定会降格为平庸的世界主义,古老文明各个支脉的衰落令人扼腕,但它会提供崭新的机会,使我们摆脱对历史和文化的依赖——这是隐藏在衰落背后的好处。这固然会导致野蛮的表现,但也可能产生独立的新形式。在这方面,正像美国人时常说的,我发现自己“处境尴尬”。欧洲的看客有时把我列入杂交怪物,既不是地道的美国人,也不是十足的欧洲人,脑子里塞满了哲学家、史学家和诗人的语句,这是我在中西部自己的小窝里生吞活剥的成果。当然,我是个自修者,现代作家也一向如此。一位勇敢的新人,19世纪的小说家,曾大胆地进行猜想、冒险和推测。独立思想结出了硕果。巴尔扎克宣称:“这个世界属于我,因为我理解它。”布卢姆教授的书让我担心,这本通过自修,从事了大量研究而写成的讲述世界的书,会遭到“有学问者”的封杀,他们正在筑起舆论的高墙,把整个世界挡在外面。美国读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不时指责我的书有外国味。我提到欧洲作家时有点儿盛气凌人,似乎是在摆架子。我乐于承认,我的作品中或许有一些让人读起来吃力的地方,随着公众中无知之人的增加,我的书可能越来越难读。评估自己读者的智力一向不是件容易事。如果人们还打算看书,即便只是出于对书的尊崇,或只是装装样子,那么有些事情他们是本应知道的。所以,假设他们熟悉20世纪的历史超出了能够客观证明的程度,这并没什么不妥。另外,某些精神上的一致性也被作家们视为理所当然。“从本质上说别人跟我相似,我大体上也跟别人差不多,只是有些小小的差别而已。”一部作品就是一件祭品。你把它献上祭坛,希望得到接纳。你祈祷自己至少不会因为遭到拒绝而发怒,变成该隐。你也许很天真,炮制出自己心爱的宝贝,把它们不加区别地堆在一起。那些现在没有认识到它们价值的人,以后也许会明白。于是你觉得自己不是在为同代人写作。也许你的真正读者还没在这里,而你的书会让他们现身。有时我很喜欢拿有教养的美国人开玩笑。譬如,我想把《赫索格》写成喜剧小说:一个毕业于美国一所不错的大学的博士,妻子为了另一个男人离他而去,他变得失魂落魄。他迷上了书信体写作,写一些悲伤、尖刻、讽刺、放肆的书信,不仅写给自己的朋友和熟人,而且写给一些伟人,那些塑造他的观念的思想巨人。在这种危机时刻,他又能做些什么呢?从书架上取出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的著作,怒气冲冲地从字里行间寻找慰藉和建议?这个遭受打击的人,他想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想给自己的遭遇找个解释,让人生重新具有意义,他逐渐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努力的荒唐。他最终还是向自己的荒唐处境屈服了,他写道:“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只是一句价值五分钱的花言巧语。”这是在跟威尔逊总统的副手马歇尔先生学舌,大概是在那场大战时期,他曾经说过“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一支价值五分钱的上等雪茄。”《赫索格》的一些读者抱怨此书难读。他们可能对这位既不幸又滑稽可笑的历史教授报以同情,但也会不时被他那些卖弄学问的冗长信件搞得不胜其烦。有些人觉得,自己是在被迫参加一场思想史概论课程的艰苦考试,认为我是把同情与智慧跟晦涩和迂腐一锅煮。然而,我是在嘲笑书生的迂腐!有人回答说:“如果这是你的目的,你可就彻底落空了。有些读者会认为你是在跟别人过不去,布置类似于障碍赛的任务,或是门萨协会会员玩的高智商字谜游戏。”有些人会从中获得虚荣心的满足,另一些人却会憎恨被人测试。人们把自己最好的智力留给自己的专业,其次是警觉的公民面对的大事——经济、政治、核废料的处理,等等。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他们想放松一下,他们不明白为何不能让娱乐简简单单地进行。在某些方面我同意这种意见,因为我本人在阅读蒙田的著作时,也情不自禁地想绕开那些古典名著的冗长引文,它们使我觉得高中学的拉丁文不够用,再把自己送回高中并不好玩。在《赫索格》的结尾部分,我想表达这样一种观点,“高等教育”为遇到麻烦的男人提供的力量是多么有限。到头来他会领悟到,在应付生活方面,他根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在大学里,谁会教他如何对待情欲、女人和家庭呢?),用体育比赛的话说,他又回到了起点——或者像我写书时提出的,回到了平衡的原点。赫索格的迷惑太放肆。是的,可他又能怎样呢?有时,他借助于自己的喜剧感是能够做到自持的。最大的迷惑中也依然有一条通向灵魂的幽径。也许它很难被发现,因为在人生的中途,周围已是杂草丛生,其根源便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教育。然而,那条幽径一直就在那儿,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持它的畅通,以接近我们内心的最深处——接近我们的内心对一种更高层次的意识的清醒认识。我们借助于它做出最终判断,把一切理出头绪。这种意识有着不受历史噪音和我们当下环境干扰的力量,它的独立性便是人生奋斗的真谛。心灵为了找到并固守自己的地盘,要同各种敌对势力抗衡,这些势力有时表现为否认心灵的真实存在,并且看起来确实经常想把它彻底干掉。19世纪的浪漫诗人和一些好为人师的理论家,在一件事上搞错了——诗人和小说家从来不是人类的立法者和导师。如果必须把艺术家的事业解释成有目的的,那么诗人——艺术家——应当赋予人类新的眼光,使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这个世界,转变僵化的经验模式,这就堪称雄心大志了。训练有素的无知在无情地四处蔓延,以及不良思想的膨胀,使艺术家的这项事业举步维艰。若是还事物以本来面目,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思想世界中,而思维的运行确实糟得很。因此,艺术家,无论他是否把自己视为知识分子,都被卷入了思想斗争。思维本身永远不能治愈他的痛苦,任何一个艺术家都应该感谢朴素的魅力,这使他无需苦心思索。在我看来,大学一向是个卸去伪装的地方,我在摈弃不良思想的艰巨工作中,可以从这儿找到帮助。正是在大学中,我开始了对现代意识形态的研习,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当然还有哲学(包括逻辑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和存在主义,等等)。我甩掉多余之物,使自己的精神机体恢复呼吸能力,我维护植根于生活的朴素,但我从不把大学看作逃避“外部世界”的圣殿和避难所。远离喧嚣的大都市,在一个刻板的学术村落里过日子,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所以,我从来不是“激进的”中欧小说家所称的“校园作家”。恰恰相反,我训练自己去辨识激进派和右派那些变化无穷的话题,这使我能够(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技能)嗅出百年来革命词藻散发出的那种未经处理的污浊恶臭,或从另一个方向分辨出最近戈尔·维达尔“原创的”地缘政治学不过就是赫斯特的《星期日副刊》的“黄祸”主题,其气味并不比20世纪30年代更令人愉快。在这极具煽动性的“激进”作家的狂暴姿态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倘若他们也能拿出自己的观点,大学就保不住在知识生活中的垄断地位了。布卢姆教授的核心观点是,在一个受舆论控制的社会里,大学过去一直充当着思想自由的岛屿,所有的观点都能无拘无束地进行研究,慷慨大度的自由民主制度使其成为可能。但是,由于大家都想让大学在社会上扮演积极的或“正面的”参与角色,这使它淹没在了社会“问题”的逆流之中。全神贯注于健康、性、种族和战争问题的学术界名利双收,大学成了社会的概念仓库,常常起着有害的作用。针对通识教育提出的任何改革都是难以想象的,它有可能使大学陷入与全美国的对立之中。“圈内人”的欲望和动机日益变得跟“圈外人”一模一样。这就是我对布卢姆的言论的理解,如果他只是说了些有争议的话,那么对它置之不理很容易。本书之所以成为一部极为严肃的著作,在于它不但有论证,而且伴有对历史背景的准确说明。他运用对政治学说令人赞叹的把握,揭示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现代民主源自何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和另一些启蒙哲学家的意图及其得失。左右两派的争论在过去十年里变得异常火爆,让文明对话的习惯受到讪笑。对手们似乎不再倾听对方的意见了。如果聪明的对手只因兴趣索然而不读布卢姆教授这本书,那将是非常遗憾的。该书的陈述十分重要,值得细细研究。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 索尔·贝娄 前 言 这本书,作为对我们的心灵、尤其是年轻人的心灵以及他们所受教育的沉思,是从一个教师的视角写成的。这是个得天独厚的视角,虽然它有很多局限,包含着危险的诱惑。教师,特别是从事通识教育的教师,必须始终盯住人类完美的目标,同时也要把握自己眼前的学生的禀赋。他得不断地认识前者,评估后者达到这个目标的能力。关注年轻人,摸清他们的渴望和领悟能力,是这一行的本质。必须探测和找出这些渴望。不能对切实的需求做出回应,就算不上真正的教育;缺了这一条,再多的收获也无足挂齿。每一代人的状况,要从他们与人类的永恒关切的关系中才能找到,而这种关切又能从每一代人的情趣、娱乐尤其是愤怒(这在以冷静自觉而著称的年代尤为真切)中找到。尤其能够揭示真相的就是专门勾引年轻人的各路骗子。这些文化贩子有着投年轻人所好的强烈动机——所以他们也是引导我们进入时代精神迷宫的有益向导。教师的观点不是随便想出来的。它既不完全取决于学生想成为什么人或他此时此地恰好成了什么人,也不屈从于特定的社会需求或变幻无常的市场。人们费了很大力气,想证明教师一向只是这些力量的代理,但事实上不管他愿意与否,他都是受一种意识或预见的引导,他认为确实存在着某种人的天性,他以帮助实现这种天性为己任。他不是用抽象思维或复杂的推理做到这一点,而是从学生的目光中看到它的。学生只有潜能,但潜能可以超越自身,这就是希望的源泉,虽然几乎总是让人失望,但这种希望仍在不断复活:人并非全然是偶然的产物,被他出生时的特定洞穴束缚和塑造。助产术认为,一个鲜活的婴儿降生人间,不是因为有助产士,而是出于自然。用它来描述教育过程要比“社会化”一词强多了。一个健壮孩子不靠助产士的帮助而诞生,是老师的真正欢乐。这种喜悦对他的激励作用远大于任何乏味的道德责任感,他的基本经验是,沉思要比任何行动更使人满足。凡是真正的老师都不会怀疑,自己的使命是帮助学生抑制世俗和偏见的扭曲力量,使人性臻于完美。对人类天性的洞察力有可能受到遮蔽,教师多少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的行为是由他本身以外的因素引发的,同时也为他提供了评判学生能力和成就的标准。另外,没有哪个真正的教师在实践中不相信心灵的存在,以及通过授课影响心灵的魔力。所以,老师们肯定认为,在教育起步时,或许要从外部对心灵给以奖惩,以便给它注入活力。但说到底这种活力是它自身的收获,它是自给自足的。这有助于解释一个成年人愿意跟青年而不是同辈相处的怪癖。他喜欢充满希望的“或然”胜过喜欢有缺陷的“实然”。这个成年人会受到很多诱惑——尤其是虚荣和夸夸其谈而不传授知识的欲望;这种活动也具有重讲课轻求知的危险,即迎合学生,只教那些他们能学或愿学的东西,只用学生的眼光来认识自己。由此可见,教育能威胁到哲学,因为哲学思考是孤独者的探索,追求它的人切不可盯着听众。但是,要求所有的老师都成为哲学家,那是太过分了;多少附和一下听众也在所难免。只要有所防范,坏事也能变好事,能鼓励哲学思考。对学生着迷,可以使老师认识心灵的不同类型,认识他们的学习能力以及把握真理和谬误的能力。这种经验是探讨“人是什么”这个大问题的前提条件,它关系到与人的低级日常需求相对的最高志向。通识教育的确切含义是,它帮助学生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让他们明白答案既非一目了然,亦非无从寻觅;不去持续地关注这个问题,严肃的生活就无从谈起。尽管旁门左道应有尽有(本书会讨论其中的一部分),但每一个年轻人提出的“我是谁?”的问题,以及我们人人内心固有的遵从阿波罗神殿上的神谕“认识你自己”的强烈冲动,都意味着“人是什么”是个第一位的问题。我们长期缺乏确切的答案,所以才去了解各种可供选择的答案,并对它们进行思考。通识教育使我们得以了解这些选择,其中很多有悖于我们的天性和我们的时代。受过通识教育的人能够抵制那些唾手可得和受人追捧的答案,这并不是因为他固执己见,而是因为他知道另一些答案更值得考虑。相信书本知识就是教育的全部固然愚蠢,但书本知识总是不可缺少的,在一个高尚人格缺少活榜样的时代,就更是如此。书本知识是教师所能给予的大部分——但要在一种与生活有着合理关系的气氛中适当地加以调理。他的学生得面对生活。他的最大愿望就是他所传授的东西与生活息息相通。大多数学生会满足于我们的现状所看重的事情;还有一些人会怀有热情,他们因为家庭和个人志向而另有所求,这种热情也就靠边站了;只有极少数人会献身于追求独立精神。通识教育就是专为最后这些人而存在的。他们会成为人类运用自己的伟大才智的典范,从而也能使我们大家受益,这并不取决于他们做了些什么,而取决于他们是什么人。缺了他们(也许应该补充说,缺了他们值得敬重的表现),没有哪个社会能被称为文明社会,不管它多么富裕,多么舒适,也不管它有多么精湛的技术或多么温情脉脉。可以理解,我是从教师的角度用三十多年的时间怀着浓厚的兴趣观察学生,倾听他们的观点。他们怀着激情、好奇、渴望,尤其是早年的经历带给高等教育的一切,都已发生了变化;教育他们的任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我在这本书里希望能为理解这代人做出一些贡献。我不想说教;我既不想做盲目的乐天派,也不想杞人忧天。这本书首先应当被视为发自前线的报道。读者可以自己去判断事态的严重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不认为过去的一切都很精彩。我描述了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不打算与过去做任何比较,以此来赞扬或贬低我们自己,我只是想阐明什么对我们有价值,以及我们的处境有何特点。关于这项研究的“样本”,在此聊缀数语。它是由数千名学生组成的,他们有着较高的智商,物质优裕,思想自由,在他们有幸成为大学生的几年里,几乎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一切——总之,他们是就读于美国最好的二十或三十所大学的学生。还有各种类型的学生因为这样那样的环境限制,不能自由选择接受通识教育。他们有着自己的需求,而且很可能有着非常不同于我这里所描写的性格。我的样本不管有什么局限性,也有其优点,它集中体现了那些最有可能利用通识教育的优势,从道德和思想上对国民发挥最大影响的学生。时常有人说,这些处境优越的年轻人不需要我们过多的关注和资源投入,他们拥有的东西已经够多了。可是切莫忘了,他们最需要教育,因为最伟大的才智是最难获得的,而且,天性越复杂,就越容易堕落。教育的重要性是无需证明的,但也应当指出,对于从各方面运用理性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国家,并且以此作为基础的现代国家来说,作为理性家园的大学的危机,也许是它们面对的最深刻危机。这本书凝聚了我对一生教学经验的思考。我的职业生涯异常幸福,每念及此,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所以我得感谢自己的全部经历而不只是这本书所得到的帮助。首先得感谢我的全体学生,他们使我有幸在三十多年里讲授经典文献,尤其是那些我逐渐熟稔了的学生,透过他们,我对这里讨论的问题有了深入的了解。他们中间有些过去的学生,如今已是十分独立的思想家和我的朋友了,他们向我讲述自己的经验和观察,帮我理清了思路,他们是:布鲁内尔(Christopher J. Bruell)、弗拉德金(Hillel G. Fradkin)、尼科尔斯(James H. Nichols Jr.)、奥温(Clifford Orwin)、潘格尔(Thomas L. Pangle)、舒尔斯基(Abram N. Shulsky)、塔科夫夫妇(Nathan and Susan Tarcov)。尤其是博洛廷(David S. Bolotin),他对我的主题做出回应,并且让我对它的严肃性有了信心。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以其独特的方式激励和诱导着我的热情。吴(Michael Z. Wu)以其敏锐的见解和批判精神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在同我一起教学和探讨问题的同事中间,我得提及索尔·贝娄和唐豪瑟(Werner J. Dannhauser)。前者以其特有的豁达心胸,深入了解我的思想,鼓励我在过去从未涉足的道路上走下去;后者一直是我成年后的思想伴侣,他一如既往地阅读我的手稿,透彻的眼光和真诚都让我受益匪浅。在编定手稿的过程中,切尔尼克(Judy Chernick)、德诺夫(Terse Denov)和阿伦森(Erica Aronson)令人放心地投入工作,就像忠贞不二的朋友一样,他们使图书生产过程中最乏味的阶段也变得令人兴奋。我同自己的编辑、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的亚沙纳(Robert Asahina)以及朱利亚出版社的弗洛斯(Berdard de Fallois)也相处愉快,他们先是敦促我写这本书,然后又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编辑,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埃尔哈特基金会(The Earhart Foundation)和奥林基金会(John M. Olin Foundation)长期资助我的教学和研究,在此对它们的官员深表谢意。最后,我要向辛德勒(Allan P. Sindler)表达敬意,他为我树立了一个无私的大学教师的榜样。他用一生的品行证明,干事业依然可能,而且是值得的。我必须申明,而且不是为了走形式,我提到这些人,绝非暗示他们赞同我的观点。 艾伦·布卢姆芝加哥,1986年5月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 / 复旦大学出版社 / 2012-08-01 / 0 次下载
F.A.哈耶克是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自由主义理论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这本论文集中,他围绕着同一个议题,在由道德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到经济政策、经济学理论的诸领域内展开论述。本书的部分文章延续了其经典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对自由市场与计划经济的探讨,另一些则是较为专业的论文。

论自由

约翰·密尔 / 商务印书馆 / 2005-01-01 / 0 次下载
《论自由》是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经济学家、自由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书中论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公民自由权利,阐明“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并提出了自由的各项“原则”。 关于“论自由”这本书,密尔在引论中开宗明义地说,他所要讨论的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全书要义可以概括为两条基本原则:一、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不必向社会负责;他人对于这个人的行为不得干涉,至多可以进行忠告、规劝或避而不理。二、只有当个人的行为危害到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当接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社会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对个人的行为有裁判权,也才能对个人施加强制力量。

托克维尔回忆录

[法]托克维尔 / 中国画报出版社 / 2013-08-01 / 0 次下载
小布什的成功连任,让我们想到太多的东西,也许我们的历史真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1948年席卷整个欧洲的革命运动也曾经使那时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可是究竟进入到怎么一个时代,历史学家并没有定论。甚至有一位历史学家说:“1848年革命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不过,此后什么也没有改变。” 托克维尔,这位了不起的法国思想家、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他是1848年革命的当事人,也曾是第二共和国的外交部长,他留下了这部关于革命的回忆录,它不但是珍贵的历史记录,也是珍贵的思想记录。 1848年1月,也就是革命发生的前夕,托克维尔在众议院对政客们说:“诸位先生,现在我把我深信不疑的事情告诉大家:我们正睡在活火山上,我对此深信不疑……”可是,所有人报以嘲笑,觉得他夸大其辞。 也许,今天我们也同样睡在活火山上,只是我还半信半疑。是时候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汲取智慧了。

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

徐贲 / 新星出版社 / 2009-03-01 / 0 次下载
内容简介 你在意你周围的公共文化吗?怎样的公共文化才能让人生活得更有尊严?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公民们应该如何在民族国家内的公共生活中维护人类的共同尊严? 本书以公共文化为文化批评的具体对象,通过全球化和民族认同的一些议题,来关注公共文化的核心问题——社会生活的公共性。不仅涉及直接可见的生活现象,更触及背后的制度分析和批判。 20世纪人类经验承载了太多的蔑视和无尊严。 我们看到,隐藏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凶残和野蛮可以多么轻易地把人的无尊严确立为一种当然的生活方式。阶级的、民族的、政治差异的互相敌视和酷烈斗争、暴力残害和制度性压迫、以消除某种人为目的的意识形态法则,这些都在蔑视和嘲笑人类的完整存在。在人种的、民族的、阶级的或政治集团的强者眼里,自然和历史是不同情弱者的,弱者必须灭亡。他们的结论是,人类不可能以共同的完整存在来判断是非和美丑,人类必须以虚无和绝望来接受道德地狱的未来。 全球正义拒绝这样的结论。即使在地狱之门打开之后, 全球正义也还是要坚持重申人类的整体性和人类的共同尊严。 目录 前言 绪论:从公共生活看全球正义和公民群体认同 第一部分 全球化和全球正义 第一章 全球化、现代性和民族国家 第二章 从三种公民观看两种全球化 第三章 全球化中的市场和民主 第四章 全球化中的国家合法性和公民权利 第二部分 社会正义和国族认同 第一章 正义和社会之善 第二章 分配正义和群体认同 第三章 从惩罚到权利的法律正义 第四章 正义、非正义战争和群体认同分歧 第三部分 全球化中的公众和公共生活 第一章 传媒公众和公共事件参与 第二章 公民新闻、公众和公共政治 第三章 承诺、信任和制度秩序 第四章 保护弱者、道德习俗和公共生活 第五章 正派社会和学习认同 第四部分 全球化中的群体生活和公民社会 第一章 博物馆和民族国家 第二章 物品文化和日常生活秩序 第三章 文物收藏和怀旧的大众文化 第四章 公民社会和新全球伦理秩序 第五章 全球化、公民国家和全球治理

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徐贲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2008-10-01 / 0 次下载
人以人性道德的理由来记忆。哪怕对那些与我们只有浅淡关系的人们,我们也与他们因人性道德的记忆而联系在一起。藉由人类共同创伤的记忆,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能够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负起一些重责大任,警惕袖手旁观的冷漠。正如英国历史 学家Ian Kershaw所说,“通往奥兹维辛的道路,为之开道的是仇恨,为之铺路的是冷漠。”对于人类共同的灾难,记忆研究最关心的不是我们愿意记忆什么,而是我们由于道德责任而应该记忆什么。我们应该记住的是那些直接毁灭共同人性的邪恶事件。

权力

杰弗瑞·菲佛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12-02-01 / 0 次下载
1.斯坦福大学著名组织行为学教授集30多年经验之大成,惊世骇俗的颠覆之作。 2.领导力大师《从优秀到卓越》《基业长青》作者吉姆•柯林斯,畅销书作者 《影响力》罗伯特•西奥迪尼,哈佛商学院教授 畅销书《公司的王道》作者罗莎贝丝•莫斯•坎特,热力推荐。 3.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专家张国庆、独立财经观察家、社会学者侯宁、《IT经理世界》杂志执行总编贺志刚,倾情推荐。 4.彻底颠覆人们对权力的看法——世界从来都不是公正的,你想拥有的一切只有靠你自己去争取。 5.本书堪称普通人在强权社会中的生存指南,为每个人指出了通往权力和事业成功的真正路径。 6.在你获取权力的道路上,有三大障碍:相信这个世界是公正的,相信现有的领导力知识和成功人士的说教,而第三大障碍,就是你自己。在书中,作者为你破除偶像和传统的神话,让你了解到关系才是永恒的王道。  本书为斯坦福大学著名组织行为学教授,关于如何在现实世界中获得权力,运用权力,并维护权力的颠覆性作品。  作者指出“世界从来都不是公正的,你想拥有的一切只有靠你自己去争取。”传统的相信生活是公平的做法,会让我们被现实世界中的挑战和竞争打得措手不及。我们也无法从当权者身上学到该如何获得权力,因为他们的建议通常经过了美化。  通过大量真实案例,作者为我们每个人指出了一条通往权力和事业成功的真正路径。本书建立在人际交往的现实基础之上,它破除了偶像和传统的神话,不仅是一本必不可少的组织生存手册,也是领导力和管理领域的一个新标准。

黑弥撒: 末世信仰与乌托邦的终结

约翰·格雷 (John Gray)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2013-12-01 / 0 次下载
当全球化时代的权威专家忘记了他们正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专家一样,预测全球化已经使战争变得过时之际,约翰·格雷的著作显得依然重要。在《黑弥撒(末世信仰与乌托邦的终结)》一书中,格雷剖析了所有的政治妄想与乌托邦空想,描绘和批驳了从左翼到右翼的所有幻想。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也是本书的重要性所在。 《黑弥撒》是格雷继《伪黎明》之后,用十年时间打磨的又一部力作。本书论证清晰、精心写就,读过后令人更加清醒和睿智。 ——约翰·博纳维尔《卫报》 格雷对启蒙运动思想家提出的关于人类进步的错误理念的嘲讽是正确的。他提醒我们,越古老和越接近真实的神话都预言了盲目地追求知识和权力只会导致灾难这一事实。 ——彼得·康拉德《观察家》 当全球化时代的权威专家忘记了他们正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专家一样,预测全球化已经使战争变得过时之际,约翰·格雷的著作显得依然重要。在《黑弥撒》一书中,格雷剖析了所有的政治妄想与乌托邦空想,描绘和批驳了从左翼到右翼的所有幻想。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也是本书的重要性所在。 ——大卫·瑞夫

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周濂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12-05-01 / 0 次下载
本书精选学术新锐周濂十年来公开发表的随笔文章,包括时评、书评及其部分学术文章等。作者以其深厚的专业学养作为根基,把他对幸福、公正、德性生活、民主、自由、道德等等这些问题的哲学思考融进一个个现实故事和活泼泼的生命体验中,用最真切的道德直觉和清醒的问题意识和柳叶刀式的 概念分析能力,一猛子扎进问题的深处,把深邃的哲学拉回到“粗糙的地面”。 在本书中,作者想告诉我们,在一个乌烟瘴气的喧嚣迷茫时代,在一个颠倒是非的时代里生活,个体性的痛楚可想而知,除非你放弃自身的价值标准,与这个肮脏的时代握手言和,或者闭上眼睛装睡。可是即使是在外部环境非常糟糕的情况下,一个人依然可以选择过一种合乎德性的生活,并以此来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依然可以选择不止做个“好人”,还可以做个“好公民”。

政府论

洛克 / 北京出版社 / 2007-10-01 / 0 次下载
《政府论》是丛书中的一本,《经典通读》是一套将经典学术巨著进行全新通俗化编译的丛书,旨在引领读者轻松快速阅读学术经典,从而普及对人类影响深远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名家名著。

公民身份与社会理论

布赖恩·特纳 编 / 吉林出版 / 2007-12-01 / 0 次下载
《公民身份与社会理论》主要内容是:在公民身份的研究方面,为数众多的作品对西方社会政治理论中“市民社会”和“公民身份”的文化和历史独特性尤其敏感。公民身份制度起源于西方城邦国家和民族-国家。在许多研究当代全球化的学者看来,民族-国家的自主权已经受到了挑战。近年来,我们已经见证了联合国和欧共体的政治和权威的巨大增长,它们是一些与民族-国家内在机理相冲突和抵触的组织。另外,全球经济力量还给民族-国家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制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决定“国内”经济绩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诸如此类的发展圣于公民身份的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公民身份权利是否将让位于人权?什么制度又将强化人权?作者在最后一章探讨了人权与公民身份权利之间的关系,提出人权将补充而不是代替公民身份权利。

民主的模式

赫尔德(英) / 中央编译出版社 / 2004-01-01 / 0 次下载
本书所涉及的各种问题在许多方面对当代中国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正在快速地发展。目前中国经济即使不是发展最快的经济,也是发展最快的经济之一。这会把中国带入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个世界至少有两个特点需要中国公民加以思考。第一,作为一个在历史上曾经较为强大的国家,中国在民主化浪潮的背景正在发展。第二个要强调的事实是,在当今世界变得更加一体化,各共同体的内在联系比以前更为广泛和紧密的时候,大部分自由民主的国家以及大多数非民主的政府,都在努力声明自己站在国家的立场上,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本书力求展示民主遗产的当代相关性,并对它的长处和局限性作出评价。本书认为,民主遗产的重点在于对公共事务公开讨论、公开对话和公开争论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