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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之沙

西德尼·谢尔顿 / 译林出版社 / 2009-12-01 / 0 次下载
四名修女各有各的故事:露西娅,意大利黑手党头目之女,因报父兄之仇而被警方通辑;梅甘,美国工业寡头的遗孤,不知父母为何人;格拉谢拉,情窦初开时失身于母亲的姘夫;特雷莎,新婚之日被携妹妹私奔的新郎抛弃。一次搜捕行动迫使她们走出修道院的高墙,与几个热衷独立的巴斯克人一起,开始了横跨西班牙的大逃亡……

美国精神的封闭

[美]艾伦·布卢姆 / 译林出版社 / 2011-03-15 / 0 次下载
简介: 本书论证现代民主的起源,品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意图及其得失,考察当代美国心智与德国思想之间的联系,批判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盛行的虚无主义及文化相对主义,揭示出民主政治之下高等教育的危机。 导读: 高等教育如何导致了民主的失败如何导致今日大学生心灵的枯竭 《美国精神的封闭》是最动听、最精致、最博学,而又最危险的传单。——本杰明·巴伯 这部书对人们大有启示作用。最重要的是使我们认识到:民主体制本身并不是一切,它的运作必须另有一种健全的文化精神与之配合。——余英时 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索尔·贝娄 序 布卢姆教授做事有自己的风格。他在谈论美国的高等教育时,并不考察所谓学术共同体(这通常是它的自称)的形态、传统和仪式。但他的资格是无可挑剔的。他写过一本论述莎士比亚政治观的大作,翻译过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尔》。那些恼羞成怒的同行想不拿他当回事都难,虽然很多人都想这样做,因为他目光犀利,勇气可嘉,而且博古通今,是门肯刻薄时所说的“高级学问”的大观察家。但是,布卢姆教授既不是专揭老底的人,也不是讽刺作家,他思想的严肃性使他超然于学界的立场。他主要不是对教授们说话。他当然欢迎他们听听——他们肯定会听的,因为他们正处在猛烈的火力之下。他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之中,更多地援引苏格拉底、柏拉图、马基雅维利、卢梭和康德,而不是我们的同代人:“在所有自相矛盾的共同体幻影中,真正的人类共同体是那些寻求真理者、那些潜在的智者的共同体,……全体渴望求知者的共同体。事实上,这只包括很少的人,他们是真正的朋友,就像在对善的本质有分歧时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朋友那样。……他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绝对心心相印。按柏拉图的观点,这是唯一真正的友谊,唯一真正共同的善。人们不顾一切寻找的密切联系正是这里建立起来的。……这便是那个不可能的哲学王之谜的意义所在。哲学王们拥有真正的共同体,它是其他所有共同体的楷模。”对现代读者来说,这种语气也许会因为那些古板的老词——“真理”、“智者”、“善”、“人”——而不受用,但我们不能否认,在我们反对这种语言的背后,有着对我们现代人关于“价值观”的浅薄、常常是琐屑无聊的言论的负疚感。上面那段话引自布卢姆这本书的结语。他不顾自己读者的好恶,道出了肺腑之言。在讨论专业经济学家的势力、现代科学同先于它出现的“自然哲学”的分离、人称“文化相对主义”的现象或MBA(工商管理硕士)真实的基本含义时,他下笔别具一格。他时常一脸愠怒,咄咄逼人,不怀好意。谈到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他称其为“久已沉没的大西岛”,我们重新回到那儿,力求“找回别人都已放弃的自我”。“人文学科就像古老的巴黎大跳蚤市场,眼力好的人方可从一堆堆破烂中找出被人丢弃的宝贝……”还有,“人文科学就像难民营,被不友善的当局剥夺了工作赶出家园的天才们,在那儿闲荡。……大学的另外两个部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历史毫无用处……”当他不忙于研究善的本质时,他能够运用人文学科的精华(或许我应该说,用其糟粕)发起猛攻。身为学者,他想给我们启蒙;身为作家,他从阿里斯托芬等人那里了解到,启蒙也应该是快乐的。在我看来,这不是一本教授写的书,而是出自一位思想家之手,他愿意承担作家才经常承担的风险。在一本讨论观念的书中,用自己的声音说话是很冒险的,但它也提醒我们,最真切的真理一向是源自个人的内心深处。布卢姆告诉我们:“贯穿全书,我始终在参照柏拉图的《理想国》。对我来说,它是独一无二的教育之书,因为它确实解释了我作为一个人和作为教师所体验到的一切。”学界中人,即便是那些自称为存在主义者的,也很少把自己作为个体、作为个人公开坦诚地呈现出来。可见,布卢姆教授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之战的前线战士,所以他特别投我的脾气。(既然他能个性十足,我认为自己也没有理由继续充当无名氏一般的评论者了。)布卢姆在最后几页谈到了一名学生;这名学生读过柏拉图《会饮篇》以后说,如今很难想象那种神奇的雅典气氛了,“那时人们友善和睦,富有教养,生气勃勃,彼此平等,既开明又自然,大家聚在一起畅谈自己的渴望的意义。但是(布卢姆补充说),这样的体验一向是可以得到的。其实,这些令人心旷神怡的讨论,是发生在一场雅典注定要失败的可怕战争期间,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至少能预见,这意味着希腊文明的衰落。可是,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并没有陷于文化的绝望,他们忘我地沉浸于自然的愉悦之中,证明着人类最出色的能力,即不屈从于命运和环境的摆布。我们感觉自己太依赖于历史和文化了。……任何柏拉图式对话的本质就在于,它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重现。……这或许就是这种思考的全部意义所在。这正是我们逐渐做不到的事情。它就在我们鼻子底下,几乎不可能发生,却一直存在着。”我非常严肃地看待布卢姆这一番话,被它深深打动,并且从中看到了我的生命赖以成长的种子。我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父母都是移民,所以我早年就认识到,我的犹太血统,我的环境(恰巧以芝加哥为背景)和我所受的教育,会在多大程度上左右我的人生历程,取决于我本人的决定。我不想完全依赖历史和文化,若是完全依赖,肯定意味着我不过是个玩偶。在我们这个时代,文明世界最常见的说教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告诉我你的来历,我就能告诉你你是怎样一个人。”虽然我那一大家子渴望美国化的人一致同意,但芝加哥还是没有机会把我塑造成它的形象。在我能够清晰思考之前,我就对它的物质影响采取了顽强抵制。我说不清楚我为何不想让自己成为环境的产物,但我从未被利益、功利、审慎和生意所俘获。我母亲曾想让我当个小提琴手,不行的话就做个拉比。我可以自己挑选是在帕尔玛饭店的晚宴上拉琴,还是在犹太人集会上布道。有正统信仰的传统家庭都会教小男孩翻译《创世记》和《出埃及记》。所以,如果这个大千世界,这个花花世界,不是那样诱人的话,我也许很容易继续拉比的生涯。但是,虔诚恭敬的人生不适合于我。毕竟我在早年就开始了广泛的阅读,这使我很快脱离了古老的信仰。十七岁那年父亲勉强允许我进了大学,我是个热情(狂放)、乖戾、不愿随俗的学生。如果我报名选修本科二年级的经济学课程,我肯定会把时间都用在看易卜生和萧伯纳上。如果我注册了诗学课程,我很快就会对韵律和诗节生厌,转而去看克鲁泡特金的《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和列宁的《怎么办?》。我的趣味和习惯是一个作家的趣味和习惯。我宁愿自己去读诗,也不想从讲授韵律停顿法的课堂上获益。为了放松因阅读而疲乏的双眼,我就到男人俱乐部去打台球和乒乓球。我很快意识到,依照先进的欧洲思想家的见解,一个来自粗俗的物质主义中心——芝加哥——的年轻人,他的文化抱负是必定要归于失望的。组成这个城市的屠宰场、钢铁厂、货栈、简陋的工厂平房,还有灰暗的金融区、棒球场和拳击场、机器人般的政治家、不准打群架的禁令,把所有这些东西凑在一起,你就会看见一张文化射线穿不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坚硬黑幕。根据高雅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这些现代艺术代言人的判断,那是个毫无希望的地方。对这些外国观察家中的某些人来说,美国与欧洲相比有许多优势,它更有效率,更生机勃勃,更自由,基本上未受病态政治和毁灭性战争的影响,但是说到艺术,正像温德姆·刘易斯所言,就算生为爱斯基摩人,也要强过一个想当画家的明尼苏达长老会教友。文明的欧洲人中能够摆脱本国阶级偏见者鲜有其人,他们会把自己不能完全支配的偏见带入一切自由的美国。无人能够预见到的事情是,所有的文明国家注定会降格为平庸的世界主义,古老文明各个支脉的衰落令人扼腕,但它会提供崭新的机会,使我们摆脱对历史和文化的依赖——这是隐藏在衰落背后的好处。这固然会导致野蛮的表现,但也可能产生独立的新形式。在这方面,正像美国人时常说的,我发现自己“处境尴尬”。欧洲的看客有时把我列入杂交怪物,既不是地道的美国人,也不是十足的欧洲人,脑子里塞满了哲学家、史学家和诗人的语句,这是我在中西部自己的小窝里生吞活剥的成果。当然,我是个自修者,现代作家也一向如此。一位勇敢的新人,19世纪的小说家,曾大胆地进行猜想、冒险和推测。独立思想结出了硕果。巴尔扎克宣称:“这个世界属于我,因为我理解它。”布卢姆教授的书让我担心,这本通过自修,从事了大量研究而写成的讲述世界的书,会遭到“有学问者”的封杀,他们正在筑起舆论的高墙,把整个世界挡在外面。美国读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不时指责我的书有外国味。我提到欧洲作家时有点儿盛气凌人,似乎是在摆架子。我乐于承认,我的作品中或许有一些让人读起来吃力的地方,随着公众中无知之人的增加,我的书可能越来越难读。评估自己读者的智力一向不是件容易事。如果人们还打算看书,即便只是出于对书的尊崇,或只是装装样子,那么有些事情他们是本应知道的。所以,假设他们熟悉20世纪的历史超出了能够客观证明的程度,这并没什么不妥。另外,某些精神上的一致性也被作家们视为理所当然。“从本质上说别人跟我相似,我大体上也跟别人差不多,只是有些小小的差别而已。”一部作品就是一件祭品。你把它献上祭坛,希望得到接纳。你祈祷自己至少不会因为遭到拒绝而发怒,变成该隐。你也许很天真,炮制出自己心爱的宝贝,把它们不加区别地堆在一起。那些现在没有认识到它们价值的人,以后也许会明白。于是你觉得自己不是在为同代人写作。也许你的真正读者还没在这里,而你的书会让他们现身。有时我很喜欢拿有教养的美国人开玩笑。譬如,我想把《赫索格》写成喜剧小说:一个毕业于美国一所不错的大学的博士,妻子为了另一个男人离他而去,他变得失魂落魄。他迷上了书信体写作,写一些悲伤、尖刻、讽刺、放肆的书信,不仅写给自己的朋友和熟人,而且写给一些伟人,那些塑造他的观念的思想巨人。在这种危机时刻,他又能做些什么呢?从书架上取出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的著作,怒气冲冲地从字里行间寻找慰藉和建议?这个遭受打击的人,他想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想给自己的遭遇找个解释,让人生重新具有意义,他逐渐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努力的荒唐。他最终还是向自己的荒唐处境屈服了,他写道:“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只是一句价值五分钱的花言巧语。”这是在跟威尔逊总统的副手马歇尔先生学舌,大概是在那场大战时期,他曾经说过“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一支价值五分钱的上等雪茄。”《赫索格》的一些读者抱怨此书难读。他们可能对这位既不幸又滑稽可笑的历史教授报以同情,但也会不时被他那些卖弄学问的冗长信件搞得不胜其烦。有些人觉得,自己是在被迫参加一场思想史概论课程的艰苦考试,认为我是把同情与智慧跟晦涩和迂腐一锅煮。然而,我是在嘲笑书生的迂腐!有人回答说:“如果这是你的目的,你可就彻底落空了。有些读者会认为你是在跟别人过不去,布置类似于障碍赛的任务,或是门萨协会会员玩的高智商字谜游戏。”有些人会从中获得虚荣心的满足,另一些人却会憎恨被人测试。人们把自己最好的智力留给自己的专业,其次是警觉的公民面对的大事——经济、政治、核废料的处理,等等。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他们想放松一下,他们不明白为何不能让娱乐简简单单地进行。在某些方面我同意这种意见,因为我本人在阅读蒙田的著作时,也情不自禁地想绕开那些古典名著的冗长引文,它们使我觉得高中学的拉丁文不够用,再把自己送回高中并不好玩。在《赫索格》的结尾部分,我想表达这样一种观点,“高等教育”为遇到麻烦的男人提供的力量是多么有限。到头来他会领悟到,在应付生活方面,他根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在大学里,谁会教他如何对待情欲、女人和家庭呢?),用体育比赛的话说,他又回到了起点——或者像我写书时提出的,回到了平衡的原点。赫索格的迷惑太放肆。是的,可他又能怎样呢?有时,他借助于自己的喜剧感是能够做到自持的。最大的迷惑中也依然有一条通向灵魂的幽径。也许它很难被发现,因为在人生的中途,周围已是杂草丛生,其根源便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教育。然而,那条幽径一直就在那儿,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持它的畅通,以接近我们内心的最深处——接近我们的内心对一种更高层次的意识的清醒认识。我们借助于它做出最终判断,把一切理出头绪。这种意识有着不受历史噪音和我们当下环境干扰的力量,它的独立性便是人生奋斗的真谛。心灵为了找到并固守自己的地盘,要同各种敌对势力抗衡,这些势力有时表现为否认心灵的真实存在,并且看起来确实经常想把它彻底干掉。19世纪的浪漫诗人和一些好为人师的理论家,在一件事上搞错了——诗人和小说家从来不是人类的立法者和导师。如果必须把艺术家的事业解释成有目的的,那么诗人——艺术家——应当赋予人类新的眼光,使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这个世界,转变僵化的经验模式,这就堪称雄心大志了。训练有素的无知在无情地四处蔓延,以及不良思想的膨胀,使艺术家的这项事业举步维艰。若是还事物以本来面目,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思想世界中,而思维的运行确实糟得很。因此,艺术家,无论他是否把自己视为知识分子,都被卷入了思想斗争。思维本身永远不能治愈他的痛苦,任何一个艺术家都应该感谢朴素的魅力,这使他无需苦心思索。在我看来,大学一向是个卸去伪装的地方,我在摈弃不良思想的艰巨工作中,可以从这儿找到帮助。正是在大学中,我开始了对现代意识形态的研习,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当然还有哲学(包括逻辑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和存在主义,等等)。我甩掉多余之物,使自己的精神机体恢复呼吸能力,我维护植根于生活的朴素,但我从不把大学看作逃避“外部世界”的圣殿和避难所。远离喧嚣的大都市,在一个刻板的学术村落里过日子,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所以,我从来不是“激进的”中欧小说家所称的“校园作家”。恰恰相反,我训练自己去辨识激进派和右派那些变化无穷的话题,这使我能够(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技能)嗅出百年来革命词藻散发出的那种未经处理的污浊恶臭,或从另一个方向分辨出最近戈尔·维达尔“原创的”地缘政治学不过就是赫斯特的《星期日副刊》的“黄祸”主题,其气味并不比20世纪30年代更令人愉快。在这极具煽动性的“激进”作家的狂暴姿态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倘若他们也能拿出自己的观点,大学就保不住在知识生活中的垄断地位了。布卢姆教授的核心观点是,在一个受舆论控制的社会里,大学过去一直充当着思想自由的岛屿,所有的观点都能无拘无束地进行研究,慷慨大度的自由民主制度使其成为可能。但是,由于大家都想让大学在社会上扮演积极的或“正面的”参与角色,这使它淹没在了社会“问题”的逆流之中。全神贯注于健康、性、种族和战争问题的学术界名利双收,大学成了社会的概念仓库,常常起着有害的作用。针对通识教育提出的任何改革都是难以想象的,它有可能使大学陷入与全美国的对立之中。“圈内人”的欲望和动机日益变得跟“圈外人”一模一样。这就是我对布卢姆的言论的理解,如果他只是说了些有争议的话,那么对它置之不理很容易。本书之所以成为一部极为严肃的著作,在于它不但有论证,而且伴有对历史背景的准确说明。他运用对政治学说令人赞叹的把握,揭示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现代民主源自何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和另一些启蒙哲学家的意图及其得失。左右两派的争论在过去十年里变得异常火爆,让文明对话的习惯受到讪笑。对手们似乎不再倾听对方的意见了。如果聪明的对手只因兴趣索然而不读布卢姆教授这本书,那将是非常遗憾的。该书的陈述十分重要,值得细细研究。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 索尔·贝娄 前 言 这本书,作为对我们的心灵、尤其是年轻人的心灵以及他们所受教育的沉思,是从一个教师的视角写成的。这是个得天独厚的视角,虽然它有很多局限,包含着危险的诱惑。教师,特别是从事通识教育的教师,必须始终盯住人类完美的目标,同时也要把握自己眼前的学生的禀赋。他得不断地认识前者,评估后者达到这个目标的能力。关注年轻人,摸清他们的渴望和领悟能力,是这一行的本质。必须探测和找出这些渴望。不能对切实的需求做出回应,就算不上真正的教育;缺了这一条,再多的收获也无足挂齿。每一代人的状况,要从他们与人类的永恒关切的关系中才能找到,而这种关切又能从每一代人的情趣、娱乐尤其是愤怒(这在以冷静自觉而著称的年代尤为真切)中找到。尤其能够揭示真相的就是专门勾引年轻人的各路骗子。这些文化贩子有着投年轻人所好的强烈动机——所以他们也是引导我们进入时代精神迷宫的有益向导。教师的观点不是随便想出来的。它既不完全取决于学生想成为什么人或他此时此地恰好成了什么人,也不屈从于特定的社会需求或变幻无常的市场。人们费了很大力气,想证明教师一向只是这些力量的代理,但事实上不管他愿意与否,他都是受一种意识或预见的引导,他认为确实存在着某种人的天性,他以帮助实现这种天性为己任。他不是用抽象思维或复杂的推理做到这一点,而是从学生的目光中看到它的。学生只有潜能,但潜能可以超越自身,这就是希望的源泉,虽然几乎总是让人失望,但这种希望仍在不断复活:人并非全然是偶然的产物,被他出生时的特定洞穴束缚和塑造。助产术认为,一个鲜活的婴儿降生人间,不是因为有助产士,而是出于自然。用它来描述教育过程要比“社会化”一词强多了。一个健壮孩子不靠助产士的帮助而诞生,是老师的真正欢乐。这种喜悦对他的激励作用远大于任何乏味的道德责任感,他的基本经验是,沉思要比任何行动更使人满足。凡是真正的老师都不会怀疑,自己的使命是帮助学生抑制世俗和偏见的扭曲力量,使人性臻于完美。对人类天性的洞察力有可能受到遮蔽,教师多少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的行为是由他本身以外的因素引发的,同时也为他提供了评判学生能力和成就的标准。另外,没有哪个真正的教师在实践中不相信心灵的存在,以及通过授课影响心灵的魔力。所以,老师们肯定认为,在教育起步时,或许要从外部对心灵给以奖惩,以便给它注入活力。但说到底这种活力是它自身的收获,它是自给自足的。这有助于解释一个成年人愿意跟青年而不是同辈相处的怪癖。他喜欢充满希望的“或然”胜过喜欢有缺陷的“实然”。这个成年人会受到很多诱惑——尤其是虚荣和夸夸其谈而不传授知识的欲望;这种活动也具有重讲课轻求知的危险,即迎合学生,只教那些他们能学或愿学的东西,只用学生的眼光来认识自己。由此可见,教育能威胁到哲学,因为哲学思考是孤独者的探索,追求它的人切不可盯着听众。但是,要求所有的老师都成为哲学家,那是太过分了;多少附和一下听众也在所难免。只要有所防范,坏事也能变好事,能鼓励哲学思考。对学生着迷,可以使老师认识心灵的不同类型,认识他们的学习能力以及把握真理和谬误的能力。这种经验是探讨“人是什么”这个大问题的前提条件,它关系到与人的低级日常需求相对的最高志向。通识教育的确切含义是,它帮助学生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让他们明白答案既非一目了然,亦非无从寻觅;不去持续地关注这个问题,严肃的生活就无从谈起。尽管旁门左道应有尽有(本书会讨论其中的一部分),但每一个年轻人提出的“我是谁?”的问题,以及我们人人内心固有的遵从阿波罗神殿上的神谕“认识你自己”的强烈冲动,都意味着“人是什么”是个第一位的问题。我们长期缺乏确切的答案,所以才去了解各种可供选择的答案,并对它们进行思考。通识教育使我们得以了解这些选择,其中很多有悖于我们的天性和我们的时代。受过通识教育的人能够抵制那些唾手可得和受人追捧的答案,这并不是因为他固执己见,而是因为他知道另一些答案更值得考虑。相信书本知识就是教育的全部固然愚蠢,但书本知识总是不可缺少的,在一个高尚人格缺少活榜样的时代,就更是如此。书本知识是教师所能给予的大部分——但要在一种与生活有着合理关系的气氛中适当地加以调理。他的学生得面对生活。他的最大愿望就是他所传授的东西与生活息息相通。大多数学生会满足于我们的现状所看重的事情;还有一些人会怀有热情,他们因为家庭和个人志向而另有所求,这种热情也就靠边站了;只有极少数人会献身于追求独立精神。通识教育就是专为最后这些人而存在的。他们会成为人类运用自己的伟大才智的典范,从而也能使我们大家受益,这并不取决于他们做了些什么,而取决于他们是什么人。缺了他们(也许应该补充说,缺了他们值得敬重的表现),没有哪个社会能被称为文明社会,不管它多么富裕,多么舒适,也不管它有多么精湛的技术或多么温情脉脉。可以理解,我是从教师的角度用三十多年的时间怀着浓厚的兴趣观察学生,倾听他们的观点。他们怀着激情、好奇、渴望,尤其是早年的经历带给高等教育的一切,都已发生了变化;教育他们的任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我在这本书里希望能为理解这代人做出一些贡献。我不想说教;我既不想做盲目的乐天派,也不想杞人忧天。这本书首先应当被视为发自前线的报道。读者可以自己去判断事态的严重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不认为过去的一切都很精彩。我描述了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不打算与过去做任何比较,以此来赞扬或贬低我们自己,我只是想阐明什么对我们有价值,以及我们的处境有何特点。关于这项研究的“样本”,在此聊缀数语。它是由数千名学生组成的,他们有着较高的智商,物质优裕,思想自由,在他们有幸成为大学生的几年里,几乎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一切——总之,他们是就读于美国最好的二十或三十所大学的学生。还有各种类型的学生因为这样那样的环境限制,不能自由选择接受通识教育。他们有着自己的需求,而且很可能有着非常不同于我这里所描写的性格。我的样本不管有什么局限性,也有其优点,它集中体现了那些最有可能利用通识教育的优势,从道德和思想上对国民发挥最大影响的学生。时常有人说,这些处境优越的年轻人不需要我们过多的关注和资源投入,他们拥有的东西已经够多了。可是切莫忘了,他们最需要教育,因为最伟大的才智是最难获得的,而且,天性越复杂,就越容易堕落。教育的重要性是无需证明的,但也应当指出,对于从各方面运用理性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国家,并且以此作为基础的现代国家来说,作为理性家园的大学的危机,也许是它们面对的最深刻危机。这本书凝聚了我对一生教学经验的思考。我的职业生涯异常幸福,每念及此,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所以我得感谢自己的全部经历而不只是这本书所得到的帮助。首先得感谢我的全体学生,他们使我有幸在三十多年里讲授经典文献,尤其是那些我逐渐熟稔了的学生,透过他们,我对这里讨论的问题有了深入的了解。他们中间有些过去的学生,如今已是十分独立的思想家和我的朋友了,他们向我讲述自己的经验和观察,帮我理清了思路,他们是:布鲁内尔(Christopher J. Bruell)、弗拉德金(Hillel G. Fradkin)、尼科尔斯(James H. Nichols Jr.)、奥温(Clifford Orwin)、潘格尔(Thomas L. Pangle)、舒尔斯基(Abram N. Shulsky)、塔科夫夫妇(Nathan and Susan Tarcov)。尤其是博洛廷(David S. Bolotin),他对我的主题做出回应,并且让我对它的严肃性有了信心。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以其独特的方式激励和诱导着我的热情。吴(Michael Z. Wu)以其敏锐的见解和批判精神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在同我一起教学和探讨问题的同事中间,我得提及索尔·贝娄和唐豪瑟(Werner J. Dannhauser)。前者以其特有的豁达心胸,深入了解我的思想,鼓励我在过去从未涉足的道路上走下去;后者一直是我成年后的思想伴侣,他一如既往地阅读我的手稿,透彻的眼光和真诚都让我受益匪浅。在编定手稿的过程中,切尔尼克(Judy Chernick)、德诺夫(Terse Denov)和阿伦森(Erica Aronson)令人放心地投入工作,就像忠贞不二的朋友一样,他们使图书生产过程中最乏味的阶段也变得令人兴奋。我同自己的编辑、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的亚沙纳(Robert Asahina)以及朱利亚出版社的弗洛斯(Berdard de Fallois)也相处愉快,他们先是敦促我写这本书,然后又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编辑,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埃尔哈特基金会(The Earhart Foundation)和奥林基金会(John M. Olin Foundation)长期资助我的教学和研究,在此对它们的官员深表谢意。最后,我要向辛德勒(Allan P. Sindler)表达敬意,他为我树立了一个无私的大学教师的榜样。他用一生的品行证明,干事业依然可能,而且是值得的。我必须申明,而且不是为了走形式,我提到这些人,绝非暗示他们赞同我的观点。 艾伦·布卢姆芝加哥,1986年5月 简介: 本书论证现代民主的起源,品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意图及其得失,考察当代美国心智与德国思想之间的联系,批判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盛行的虚无主义及文化相对主义,揭示出民主政治之下高等教育的危机。 导读: 高等教育如何导致了民主的失败 如何导致今日大学生心灵的枯竭 《美国精神的封闭》是最动听、最精致、最博学,而又最危险的传单。 ——本杰明·巴伯 这部书对人们大有启示作用。最重要的是使我们认识到:民主体制本身并不是一切,它的运作必须另有一种健全的文化精神与之配合。 ——余英时 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 ——索尔·贝娄 序 布卢姆教授做事有自己的风格。他在谈论美国的高等教育时,并不考察所谓学术共同体(这通常是它的自称)的形态、传统和仪式。但他的资格是无可挑剔的。他写过一本论述莎士比亚政治观的大作,翻译过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尔》。那些恼羞成怒的同行想不拿他当回事都难,虽然很多人都想这样做,因为他目光犀利,勇气可嘉,而且博古通今,是门肯刻薄时所说的“高级学问”的大观察家。 但是,布卢姆教授既不是专揭老底的人,也不是讽刺作家,他思想的严肃性使他超然于学界的立场。他主要不是对教授们说话。他当然欢迎他们听听——他们肯定会听的,因为他们正处在猛烈的火力之下。他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之中,更多地援引苏格拉底、柏拉图、马基雅维利、卢梭和康德,而不是我们的同代人:“在所有自相矛盾的共同体幻影中,真正的人类共同体是那些寻求真理者、那些潜在的智者的共同体,……全体渴望求知者的共同体。事实上,这只包括很少的人,他们是真正的朋友,就像在对善的本质有分歧时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朋友那样。……他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绝对心心相印。按柏拉图的观点,这是唯一真正的友谊,唯一真正共同的善。人们不顾一切寻找的密切联系正是这里建立起来的。……这便是那个不可能的哲学王之谜的意义所在。哲学王们拥有真正的共同体,它是其他所有共同体的楷模。” 对现代读者来说,这种语气也许会因为那些古板的老词——“真理”、“智者”、“善”、“人”——而不受用,但我们不能否认,在我们反对这种语言的背后,有着对我们现代人关于“价值观”的浅薄、常常是琐屑无聊的言论的负疚感。 上面那段话引自布卢姆这本书的结语。他不顾自己读者的好恶,道出了肺腑之言。在讨论专业经济学家的势力、现代科学同先于它出现的“自然哲学”的分离、人称“文化相对主义”的现象或MBA(工商管理硕士)真实的基本含义时,他下笔别具一格。他时常一脸愠怒,咄咄逼人,不怀好意。谈到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他称其为“久已沉没的大西岛”,我们重新回到那儿,力求“找回别人都已放弃的自我”。“人文学科就像古老的巴黎大跳蚤市场,眼力好的人方可从一堆堆破烂中找出被人丢弃的宝贝……”还有,“人文科学就像难民营,被不友善的当局剥夺了工作赶出家园的天才们,在那儿闲荡。……大学的另外两个部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历史毫无用处……”当他不忙于研究善的本质时,他能够运用人文学科的精华(或许我应该说,用其糟粕)发起猛攻。身为学者,他想给我们启蒙;身为作家,他从阿里斯托芬等人那里了解到,启蒙也应该是快乐的。在我看来,这不是一本教授写的书,而是出自一位思想家之手,他愿意承担作家才经常承担的风险。在一本讨论观念的书中,用自己的声音说话是很冒险的,但它也提醒我们,最真切的真理一向是源自个人的内心深处。布卢姆告诉我们:“贯穿全书,我始终在参照柏拉图的《理想国》。对我来说,它是独一无二的教育之书,因为它确实解释了我作为一个人和作为教师所体验到的一切。”学界中人,即便是那些自称为存在主义者的,也很少把自己作为个体、作为个人公开坦诚地呈现出来。可见,布卢姆教授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之战的前线战士,所以他特别投我的脾气。(既然他能个性十足,我认为自己也没有理由继续充当无名氏一般的评论者了。) 布卢姆在最后几页谈到了一名学生;这名学生读过柏拉图《会饮篇》以后说,如今很难想象那种神奇的雅典气氛了,“那时人们友善和睦,富有教养,生气勃勃,彼此平等,既开明又自然,大家聚在一起畅谈自己的渴望的意义。但是(布卢姆补充说),这样的体验一向是可以得到的。其实,这些令人心旷神怡的讨论,是发生在一场雅典注定要失败的可怕战争期间,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至少能预见,这意味着希腊文明的衰落。可是,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并没有陷于文化的绝望,他们忘我地沉浸于自然的愉悦之中,证明着人类最出色的能力,即不屈从于命运和环境的摆布。我们感觉自己太依赖于历史和文化了。……任何柏拉图式对话的本质就在于,它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重现。……这或许就是这种思考的全部意义所在。这正是我们逐渐做不到的事情。它就在我们鼻子底下,几乎不可能发生,却一直存在着。” 我非常严肃地看待布卢姆这一番话,被它深深打动,并且从中看到了我的生命赖以成长的种子。我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父母都是移民,所以我早年就认识到,我的犹太血统,我的环境(恰巧以芝加哥为背景)和我所受的教育,会在多大程度上左右我的人生历程,取决于我本人的决定。我不想完全依赖历史和文化,若是完全依赖,肯定意味着我不过是个玩偶。在我们这个时代,文明世界最常见的说教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告诉我你的来历,我就能告诉你你是怎样一个人。”虽然我那一大家子渴望美国化的人一致同意,但芝加哥还是没有机会把我塑造成它的形象。在我能够清晰思考之前,我就对它的物质影响采取了顽强抵制。我说不清楚我为何不想让自己成为环境的产物,但我从未被利益、功利、审慎和生意所俘获。我母亲曾想让我当个小提琴手,不行的话就做个拉比。我可以自己挑选是在帕尔玛饭店的晚宴上拉琴,还是在犹太人集会上布道。有正统信仰的传统家庭都会教小男孩翻译《创世记》和《出埃及记》。所以,如果这个大千世界,这个花花世界,不是那样诱人的话,我也许很容易继续拉比的生涯。但是,虔诚恭敬的人生不适合于我。毕竟我在早年就开始了广泛的阅读,这使我很快脱离了古老的信仰。十七岁那年父亲勉强允许我进了大学,我是个热情(狂放)、乖戾、不愿随俗的学生。如果我报名选修本科二年级的经济学课程,我肯定会把时间都用在看易卜生和萧伯纳上。如果我注册了诗学课程,我很快就会对韵律和诗节生厌,转而去看克鲁泡特金的《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和列宁的《怎么办?》。我的趣味和习惯是一个作家的趣味和习惯。我宁愿自己去读诗,也不想从讲授韵律停顿法的课堂上获益。为了放松因阅读而疲乏的双眼,我就到男人俱乐部去打台球和乒乓球。 我很快意识到,依照先进的欧洲思想家的见解,一个来自粗俗的物质主义中心——芝加哥——的年轻人,他的文化抱负是必定要归于失望的。组成这个城市的屠宰场、钢铁厂、货栈、简陋的工厂平房,还有灰暗的金融区、棒球场和拳击场、机器人般的政治家、不准打群架的禁令,把所有这些东西凑在一起,你就会看见一张文化射线穿不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坚硬黑幕。根据高雅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这些现代艺术代言人的判断,那是个毫无希望的地方。对这些外国观察家中的某些人来说,美国与欧洲相比有许多优势,它更有效率,更生机勃勃,更自由,基本上未受病态政治和毁灭性战争的影响,但是说到艺术,正像温德姆·刘易斯所言,就算生为爱斯基摩人,也要强过一个想当画家的明尼苏达长老会教友。文明的欧洲人中能够摆脱本国阶级偏见者鲜有其人,他们会把自己不能完全支配的偏见带入一切自由的美国。无人能够预见到的事情是,所有的文明国家注定会降格为平庸的世界主义,古老文明各个支脉的衰落令人扼腕,但它会提供崭新的机会,使我们摆脱对历史和文化的依赖——这是隐藏在衰落背后的好处。这固然会导致野蛮的表现,但也可能产生独立的新形式。 在这方面,正像美国人时常说的,我发现自己“处境尴尬”。欧洲的看客有时把我列入杂交怪物,既不是地道的美国人,也不是十足的欧洲人,脑子里塞满了哲学家、史学家和诗人的语句,这是我在中西部自己的小窝里生吞活剥的成果。当然,我是个自修者,现代作家也一向如此。一位勇敢的新人,19世纪的小说家,曾大胆地进行猜想、冒险和推测。独立思想结出了硕果。巴尔扎克宣称:“这个世界属于我,因为我理解它。”布卢姆教授的书让我担心,这本通过自修,从事了大量研究而写成的讲述世界的书,会遭到“有学问者”的封杀,他们正在筑起舆论的高墙,把整个世界挡在外面。 美国读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不时指责我的书有外国味。我提到欧洲作家时有点儿盛气凌人,似乎是在摆架子。我乐于承认,我的作品中或许有一些让人读起来吃力的地方,随着公众中无知之人的增加,我的书可能越来越难读。评估自己读者的智力一向不是件容易事。如果人们还打算看书,即便只是出于对书的尊崇,或只是装装样子,那么有些事情他们是本应知道的。所以,假设他们熟悉20世纪的历史超出了能够客观证明的程度,这并没什么不妥。另外,某些精神上的一致性也被作家们视为理所当然。“从本质上说别人跟我相似,我大体上也跟别人差不多,只是有些小小的差别而已。”一部作品就是一件祭品。你把它献上祭坛,希望得到接纳。你祈祷自己至少不会因为遭到拒绝而发怒,变成该隐。你也许很天真,炮制出自己心爱的宝贝,把它们不加区别地堆在一起。那些现在没有认识到它们价值的人,以后也许会明白。于是你觉得自己不是在为同代人写作。也许你的真正读者还没在这里,而你的书会让他们现身。 有时我很喜欢拿有教养的美国人开玩笑。譬如,我想把《赫索格》写成喜剧小说:一个毕业于美国一所不错的大学的博士,妻子为了另一个男人离他而去,他变得失魂落魄。他迷上了书信体写作,写一些悲伤、尖刻、讽刺、放肆的书信,不仅写给自己的朋友和熟人,而且写给一些伟人,那些塑造他的观念的思想巨人。在这种危机时刻,他又能做些什么呢?从书架上取出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的著作,怒气冲冲地从字里行间寻找慰藉和建议?这个遭受打击的人,他想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想给自己的遭遇找个解释,让人生重新具有意义,他逐渐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努力的荒唐。他最终还是向自己的荒唐处境屈服了,他写道:“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只是一句价值五分钱的花言巧语。”这是在跟威尔逊总统的副手马歇尔先生学舌,大概是在那场大战时期,他曾经说过“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一支价值五分钱的上等雪茄。”《赫索格》的一些读者抱怨此书难读。他们可能对这位既不幸又滑稽可笑的历史教授报以同情,但也会不时被他那些卖弄学问的冗长信件搞得不胜其烦。有些人觉得,自己是在被迫参加一场思想史概论课程的艰苦考试,认为我是把同情与智慧跟晦涩和迂腐一锅煮。 然而,我是在嘲笑书生的迂腐! 有人回答说:“如果这是你的目的,你可就彻底落空了。有些读者会认为你是在跟别人过不去,布置类似于障碍赛的任务,或是门萨协会会员玩的高智商字谜游戏。”有些人会从中获得虚荣心的满足,另一些人却会憎恨被人测试。人们把自己最好的智力留给自己的专业,其次是警觉的公民面对的大事——经济、政治、核废料的处理,等等。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他们想放松一下,他们不明白为何不能让娱乐简简单单地进行。在某些方面我同意这种意见,因为我本人在阅读蒙田的著作时,也情不自禁地想绕开那些古典名著的冗长引文,它们使我觉得高中学的拉丁文不够用,再把自己送回高中并不好玩。 在《赫索格》的结尾部分,我想表达这样一种观点,“高等教育”为遇到麻烦的男人提供的力量是多么有限。到头来他会领悟到,在应付生活方面,他根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在大学里,谁会教他如何对待情欲、女人和家庭呢?),用体育比赛的话说,他又回到了起点——或者像我写书时提出的,回到了平衡的原点。赫索格的迷惑太放肆。是的,可他又能怎样呢?有时,他借助于自己的喜剧感是能够做到自持的。最大的迷惑中也依然有一条通向灵魂的幽径。也许它很难被发现,因为在人生的中途,周围已是杂草丛生,其根源便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教育。然而,那条幽径一直就在那儿,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持它的畅通,以接近我们内心的最深处——接近我们的内心对一种更高层次的意识的清醒认识。我们借助于它做出最终判断,把一切理出头绪。这种意识有着不受历史噪音和我们当下环境干扰的力量,它的独立性便是人生奋斗的真谛。心灵为了找到并固守自己的地盘,要同各种敌对势力抗衡,这些势力有时表现为否认心灵的真实存在,并且看起来确实经常想把它彻底干掉。 19世纪的浪漫诗人和一些好为人师的理论家,在一件事上搞错了——诗人和小说家从来不是人类的立法者和导师。如果必须把艺术家的事业解释成有目的的,那么诗人——艺术家——应当赋予人类新的眼光,使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这个世界,转变僵化的经验模式,这就堪称雄心大志了。训练有素的无知在无情地四处蔓延,以及不良思想的膨胀,使艺术家的这项事业举步维艰。若是还事物以本来面目,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思想世界中,而思维的运行确实糟得很。因此,艺术家,无论他是否把自己视为知识分子,都被卷入了思想斗争。思维本身永远不能治愈他的痛苦,任何一个艺术家都应该感谢朴素的魅力,这使他无需苦心思索。在我看来,大学一向是个卸去伪装的地方,我在摈弃不良思想的艰巨工作中,可以从这儿找到帮助。正是在大学中,我开始了对现代意识形态的研习,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当然还有哲学(包括逻辑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和存在主义,等等)。我甩掉多余之物,使自己的精神机体恢复呼吸能力,我维护植根于生活的朴素,但我从不把大学看作逃避“外部世界”的圣殿和避难所。远离喧嚣的大都市,在一个刻板的学术村落里过日子,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所以,我从来不是“激进的”中欧小说家所称的“校园作家”。恰恰相反,我训练自己去辨识激进派和右派那些变化无穷的话题,这使我能够(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技能)嗅出百年来革命词藻散发出的那种未经处理的污浊恶臭,或从另一个方向分辨出最近戈尔·维达尔“原创的”地缘政治学不过就是赫斯特的《星期日副刊》的“黄祸”主题,其气味并不比20世纪30年代更令人愉快。在这极具煽动性的“激进”作家的狂暴姿态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倘若他们也能拿出自己的观点,大学就保不住在知识生活中的垄断地位了。 布卢姆教授的核心观点是,在一个受舆论控制的社会里,大学过去一直充当着思想自由的岛屿,所有的观点都能无拘无束地进行研究,慷慨大度的自由民主制度使其成为可能。但是,由于大家都想让大学在社会上扮演积极的或“正面的”参与角色,这使它淹没在了社会“问题”的逆流之中。全神贯注于健康、性、种族和战争问题的学术界名利双收,大学成了社会的概念仓库,常常起着有害的作用。针对通识教育提出的任何改革都是难以想象的,它有可能使大学陷入与全美国的对立之中。“圈内人”的欲望和动机日益变得跟“圈外人”一模一样。这就是我对布卢姆的言论的理解,如果他只是说了些有争议的话,那么对它置之不理很容易。本书之所以成为一部极为严肃的著作,在于它不但有论证,而且伴有对历史背景的准确说明。他运用对政治学说令人赞叹的把握,揭示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现代民主源自何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和另一些启蒙哲学家的意图及其得失。 左右两派的争论在过去十年里变得异常火爆,让文明对话的习惯受到讪笑。对手们似乎不再倾听对方的意见了。如果聪明的对手只因兴趣索然而不读布卢姆教授这本书,那将是非常遗憾的。该书的陈述十分重要,值得细细研究。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 索尔·贝娄 前 言 这本书,作为对我们的心灵、尤其是年轻人的心灵以及他们所受教育的沉思,是从一个教师的视角写成的。这是个得天独厚的视角,虽然它有很多局限,包含着危险的诱惑。教师,特别是从事通识教育的教师,必须始终盯住人类完美的目标,同时也要把握自己眼前的学生的禀赋。他得不断地认识前者,评估后者达到这个目标的能力。关注年轻人,摸清他们的渴望和领悟能力,是这一行的本质。必须探测和找出这些渴望。不能对切实的需求做出回应,就算不上真正的教育;缺了这一条,再多的收获也无足挂齿。每一代人的状况,要从他们与人类的永恒关切的关系中才能找到,而这种关切又能从每一代人的情趣、娱乐尤其是愤怒(这在以冷静自觉而著称的年代尤为真切)中找到。尤其能够揭示真相的就是专门勾引年轻人的各路骗子。这些文化贩子有着投年轻人所好的强烈动机——所以他们也是引导我们进入时代精神迷宫的有益向导。 教师的观点不是随便想出来的。它既不完全取决于学生想成为什么人或他此时此地恰好成了什么人,也不屈从于特定的社会需求或变幻无常的市场。人们费了很大力气,想证明教师一向只是这些力量的代理,但事实上不管他愿意与否,他都是受一种意识或预见的引导,他认为确实存在着某种人的天性,他以帮助实现这种天性为己任。他不是用抽象思维或复杂的推理做到这一点,而是从学生的目光中看到它的。学生只有潜能,但潜能可以超越自身,这就是希望的源泉,虽然几乎总是让人失望,但这种希望仍在不断复活:人并非全然是偶然的产物,被他出生时的特定洞穴束缚和塑造。助产术认为,一个鲜活的婴儿降生人间,不是因为有助产士,而是出于自然。用它来描述教育过程要比“社会化”一词强多了。一个健壮孩子不靠助产士的帮助而诞生,是老师的真正欢乐。这种喜悦对他的激励作用远大于任何乏味的道德责任感,他的基本经验是,沉思要比任何行动更使人满足。凡是真正的老师都不会怀疑,自己的使命是帮助学生抑制世俗和偏见的扭曲力量,使人性臻于完美。对人类天性的洞察力有可能受到遮蔽,教师多少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的行为是由他本身以外的因素引发的,同时也为他提供了评判学生能力和成就的标准。另外,没有哪个真正的教师在实践中不相信心灵的存在,以及通过授课影响心灵的魔力。所以,老师们肯定认为,在教育起步时,或许要从外部对心灵给以奖惩,以便给它注入活力。但说到底这种活力是它自身的收获,它是自给自足的。 这有助于解释一个成年人愿意跟青年而不是同辈相处的怪癖。他喜欢充满希望的“或然”胜过喜欢有缺陷的“实然”。这个成年人会受到很多诱惑——尤其是虚荣和夸夸其谈而不传授知识的欲望;这种活动也具有重讲课轻求知的危险,即迎合学生,只教那些他们能学或愿学的东西,只用学生的眼光来认识自己。 由此可见,教育能威胁到哲学,因为哲学思考是孤独者的探索,追求它的人切不可盯着听众。但是,要求所有的老师都成为哲学家,那是太过分了;多少附和一下听众也在所难免。只要有所防范,坏事也能变好事,能鼓励哲学思考。对学生着迷,可以使老师认识心灵的不同类型,认识他们的学习能力以及把握真理和谬误的能力。这种经验是探讨“人是什么”这个大问题的前提条件,它关系到与人的低级日常需求相对的最高志向。 通识教育的确切含义是,它帮助学生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让他们明白答案既非一目了然,亦非无从寻觅;不去持续地关注这个问题,严肃的生活就无从谈起。尽管旁门左道应有尽有(本书会讨论其中的一部分),但每一个年轻人提出的“我是谁?”的问题,以及我们人人内心固有的遵从阿波罗神殿上的神谕“认识你自己”的强烈冲动,都意味着“人是什么”是个第一位的问题。我们长期缺乏确切的答案,所以才去了解各种可供选择的答案,并对它们进行思考。通识教育使我们得以了解这些选择,其中很多有悖于我们的天性和我们的时代。受过通识教育的人能够抵制那些唾手可得和受人追捧的答案,这并不是因为他固执己见,而是因为他知道另一些答案更值得考虑。相信书本知识就是教育的全部固然愚蠢,但书本知识总是不可缺少的,在一个高尚人格缺少活榜样的时代,就更是如此。书本知识是教师所能给予的大部分——但要在一种与生活有着合理关系的气氛中适当地加以调理。他的学生得面对生活。他的最大愿望就是他所传授的东西与生活息息相通。大多数学生会满足于我们的现状所看重的事情;还有一些人会怀有热情,他们因为家庭和个人志向而另有所求,这种热情也就靠边站了;只有极少数人会献身于追求独立精神。通识教育就是专为最后这些人而存在的。他们会成为人类运用自己的伟大才智的典范,从而也能使我们大家受益,这并不取决于他们做了些什么,而取决于他们是什么人。缺了他们(也许应该补充说,缺了他们值得敬重的表现),没有哪个社会能被称为文明社会,不管它多么富裕,多么舒适,也不管它有多么精湛的技术或多么温情脉脉。 可以理解,我是从教师的角度用三十多年的时间怀着浓厚的兴趣观察学生,倾听他们的观点。他们怀着激情、好奇、渴望,尤其是早年的经历带给高等教育的一切,都已发生了变化;教育他们的任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我在这本书里希望能为理解这代人做出一些贡献。我不想说教;我既不想做盲目的乐天派,也不想杞人忧天。这本书首先应当被视为发自前线的报道。读者可以自己去判断事态的严重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不认为过去的一切都很精彩。我描述了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不打算与过去做任何比较,以此来赞扬或贬低我们自己,我只是想阐明什么对我们有价值,以及我们的处境有何特点。 关于这项研究的“样本”,在此聊缀数语。它是由数千名学生组成的,他们有着较高的智商,物质优裕,思想自由,在他们有幸成为大学生的几年里,几乎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一切——总之,他们是就读于美国最好的二十或三十所大学的学生。还有各种类型的学生因为这样那样的环境限制,不能自由选择接受通识教育。他们有着自己的需求,而且很可能有着非常不同于我这里所描写的性格。我的样本不管有什么局限性,也有其优点,它集中体现了那些最有可能利用通识教育的优势,从道德和思想上对国民发挥最大影响的学生。时常有人说,这些处境优越的年轻人不需要我们过多的关注和资源投入,他们拥有的东西已经够多了。可是切莫忘了,他们最需要教育,因为最伟大的才智是最难获得的,而且,天性越复杂,就越容易堕落。 教育的重要性是无需证明的,但也应当指出,对于从各方面运用理性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国家,并且以此作为基础的现代国家来说,作为理性家园的大学的危机,也许是它们面对的最深刻危机。 这本书凝聚了我对一生教学经验的思考。我的职业生涯异常幸福,每念及此,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所以我得感谢自己的全部经历而不只是这本书所得到的帮助。首先得感谢我的全体学生,他们使我有幸在三十多年里讲授经典文献,尤其是那些我逐渐熟稔了的学生,透过他们,我对这里讨论的问题有了深入的了解。 他们中间有些过去的学生,如今已是十分独立的思想家和我的朋友了,他们向我讲述自己的经验和观察,帮我理清了思路,他们是:布鲁内尔(Christopher J. Bruell)、弗拉德金(Hillel G. Fradkin)、尼科尔斯(James H. Nichols Jr.)、奥温(Clifford Orwin)、潘格尔(Thomas L. Pangle)、舒尔斯基(Abram N. Shulsky)、塔科夫夫妇(Nathan and Susan Tarcov)。尤其是博洛廷(David S. Bolotin),他对我的主题做出回应,并且让我对它的严肃性有了信心。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以其独特的方式激励和诱导着我的热情。吴(Michael Z. Wu)以其敏锐的见解和批判精神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在同我一起教学和探讨问题的同事中间,我得提及索尔·贝娄和唐豪瑟(Werner J. Dannhauser)。前者以其特有的豁达心胸,深入了解我的思想,鼓励我在过去从未涉足的道路上走下去;后者一直是我成年后的思想伴侣,他一如既往地阅读我的手稿,透彻的眼光和真诚都让我受益匪浅。 在编定手稿的过程中,切尔尼克(Judy Chernick)、德诺夫(Terse Denov)和阿伦森(Erica Aronson)令人放心地投入工作,就像忠贞不二的朋友一样,他们使图书生产过程中最乏味的阶段也变得令人兴奋。我同自己的编辑、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的亚沙纳(Robert Asahina)以及朱利亚出版社的弗洛斯(Berdard de Fallois)也相处愉快,他们先是敦促我写这本书,然后又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编辑,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埃尔哈特基金会(The Earhart Foundation)和奥林基金会(John M. Olin Foundation)长期资助我的教学和研究,在此对它们的官员深表谢意。 最后,我要向辛德勒(Allan P. Sindler)表达敬意,他为我树立了一个无私的大学教师的榜样。他用一生的品行证明,干事业依然可能,而且是值得的。 我必须申明,而且不是为了走形式,我提到这些人,绝非暗示他们赞同我的观点。 艾伦·布卢姆 芝加哥,1986年5月 简介: 本书论证现代民主的起源,品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意图及其得失,考察当代美国心智与德国思想之间的联系,批判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盛行的虚无主义及文化相对主义,揭示出民主政治之下高等教育的危机。 导读: 高等教育如何导致了民主的失败如何导致今日大学生心灵的枯竭 《美国精神的封闭》是最动听、最精致、最博学,而又最危险的传单。——本杰明·巴伯 这部书对人们大有启示作用。最重要的是使我们认识到:民主体制本身并不是一切,它的运作必须另有一种健全的文化精神与之配合。——余英时 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索尔·贝娄 序 布卢姆教授做事有自己的风格。他在谈论美国的高等教育时,并不考察所谓学术共同体(这通常是它的自称)的形态、传统和仪式。但他的资格是无可挑剔的。他写过一本论述莎士比亚政治观的大作,翻译过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尔》。那些恼羞成怒的同行想不拿他当回事都难,虽然很多人都想这样做,因为他目光犀利,勇气可嘉,而且博古通今,是门肯刻薄时所说的“高级学问”的大观察家。但是,布卢姆教授既不是专揭老底的人,也不是讽刺作家,他思想的严肃性使他超然于学界的立场。他主要不是对教授们说话。他当然欢迎他们听听——他们肯定会听的,因为他们正处在猛烈的火力之下。他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之中,更多地援引苏格拉底、柏拉图、马基雅维利、卢梭和康德,而不是我们的同代人:“在所有自相矛盾的共同体幻影中,真正的人类共同体是那些寻求真理者、那些潜在的智者的共同体,……全体渴望求知者的共同体。事实上,这只包括很少的人,他们是真正的朋友,就像在对善的本质有分歧时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朋友那样。……他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绝对心心相印。按柏拉图的观点,这是唯一真正的友谊,唯一真正共同的善。人们不顾一切寻找的密切联系正是这里建立起来的。……这便是那个不可能的哲学王之谜的意义所在。哲学王们拥有真正的共同体,它是其他所有共同体的楷模。”对现代读者来说,这种语气也许会因为那些古板的老词——“真理”、“智者”、“善”、“人”——而不受用,但我们不能否认,在我们反对这种语言的背后,有着对我们现代人关于“价值观”的浅薄、常常是琐屑无聊的言论的负疚感。上面那段话引自布卢姆这本书的结语。他不顾自己读者的好恶,道出了肺腑之言。在讨论专业经济学家的势力、现代科学同先于它出现的“自然哲学”的分离、人称“文化相对主义”的现象或MBA(工商管理硕士)真实的基本含义时,他下笔别具一格。他时常一脸愠怒,咄咄逼人,不怀好意。谈到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他称其为“久已沉没的大西岛”,我们重新回到那儿,力求“找回别人都已放弃的自我”。“人文学科就像古老的巴黎大跳蚤市场,眼力好的人方可从一堆堆破烂中找出被人丢弃的宝贝……”还有,“人文科学就像难民营,被不友善的当局剥夺了工作赶出家园的天才们,在那儿闲荡。……大学的另外两个部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历史毫无用处……”当他不忙于研究善的本质时,他能够运用人文学科的精华(或许我应该说,用其糟粕)发起猛攻。身为学者,他想给我们启蒙;身为作家,他从阿里斯托芬等人那里了解到,启蒙也应该是快乐的。在我看来,这不是一本教授写的书,而是出自一位思想家之手,他愿意承担作家才经常承担的风险。在一本讨论观念的书中,用自己的声音说话是很冒险的,但它也提醒我们,最真切的真理一向是源自个人的内心深处。布卢姆告诉我们:“贯穿全书,我始终在参照柏拉图的《理想国》。对我来说,它是独一无二的教育之书,因为它确实解释了我作为一个人和作为教师所体验到的一切。”学界中人,即便是那些自称为存在主义者的,也很少把自己作为个体、作为个人公开坦诚地呈现出来。可见,布卢姆教授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之战的前线战士,所以他特别投我的脾气。(既然他能个性十足,我认为自己也没有理由继续充当无名氏一般的评论者了。)布卢姆在最后几页谈到了一名学生;这名学生读过柏拉图《会饮篇》以后说,如今很难想象那种神奇的雅典气氛了,“那时人们友善和睦,富有教养,生气勃勃,彼此平等,既开明又自然,大家聚在一起畅谈自己的渴望的意义。但是(布卢姆补充说),这样的体验一向是可以得到的。其实,这些令人心旷神怡的讨论,是发生在一场雅典注定要失败的可怕战争期间,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至少能预见,这意味着希腊文明的衰落。可是,在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并没有陷于文化的绝望,他们忘我地沉浸于自然的愉悦之中,证明着人类最出色的能力,即不屈从于命运和环境的摆布。我们感觉自己太依赖于历史和文化了。……任何柏拉图式对话的本质就在于,它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重现。……这或许就是这种思考的全部意义所在。这正是我们逐渐做不到的事情。它就在我们鼻子底下,几乎不可能发生,却一直存在着。”我非常严肃地看待布卢姆这一番话,被它深深打动,并且从中看到了我的生命赖以成长的种子。我出生在美国中西部,父母都是移民,所以我早年就认识到,我的犹太血统,我的环境(恰巧以芝加哥为背景)和我所受的教育,会在多大程度上左右我的人生历程,取决于我本人的决定。我不想完全依赖历史和文化,若是完全依赖,肯定意味着我不过是个玩偶。在我们这个时代,文明世界最常见的说教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告诉我你的来历,我就能告诉你你是怎样一个人。”虽然我那一大家子渴望美国化的人一致同意,但芝加哥还是没有机会把我塑造成它的形象。在我能够清晰思考之前,我就对它的物质影响采取了顽强抵制。我说不清楚我为何不想让自己成为环境的产物,但我从未被利益、功利、审慎和生意所俘获。我母亲曾想让我当个小提琴手,不行的话就做个拉比。我可以自己挑选是在帕尔玛饭店的晚宴上拉琴,还是在犹太人集会上布道。有正统信仰的传统家庭都会教小男孩翻译《创世记》和《出埃及记》。所以,如果这个大千世界,这个花花世界,不是那样诱人的话,我也许很容易继续拉比的生涯。但是,虔诚恭敬的人生不适合于我。毕竟我在早年就开始了广泛的阅读,这使我很快脱离了古老的信仰。十七岁那年父亲勉强允许我进了大学,我是个热情(狂放)、乖戾、不愿随俗的学生。如果我报名选修本科二年级的经济学课程,我肯定会把时间都用在看易卜生和萧伯纳上。如果我注册了诗学课程,我很快就会对韵律和诗节生厌,转而去看克鲁泡特金的《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和列宁的《怎么办?》。我的趣味和习惯是一个作家的趣味和习惯。我宁愿自己去读诗,也不想从讲授韵律停顿法的课堂上获益。为了放松因阅读而疲乏的双眼,我就到男人俱乐部去打台球和乒乓球。我很快意识到,依照先进的欧洲思想家的见解,一个来自粗俗的物质主义中心——芝加哥——的年轻人,他的文化抱负是必定要归于失望的。组成这个城市的屠宰场、钢铁厂、货栈、简陋的工厂平房,还有灰暗的金融区、棒球场和拳击场、机器人般的政治家、不准打群架的禁令,把所有这些东西凑在一起,你就会看见一张文化射线穿不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坚硬黑幕。根据高雅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这些现代艺术代言人的判断,那是个毫无希望的地方。对这些外国观察家中的某些人来说,美国与欧洲相比有许多优势,它更有效率,更生机勃勃,更自由,基本上未受病态政治和毁灭性战争的影响,但是说到艺术,正像温德姆·刘易斯所言,就算生为爱斯基摩人,也要强过一个想当画家的明尼苏达长老会教友。文明的欧洲人中能够摆脱本国阶级偏见者鲜有其人,他们会把自己不能完全支配的偏见带入一切自由的美国。无人能够预见到的事情是,所有的文明国家注定会降格为平庸的世界主义,古老文明各个支脉的衰落令人扼腕,但它会提供崭新的机会,使我们摆脱对历史和文化的依赖——这是隐藏在衰落背后的好处。这固然会导致野蛮的表现,但也可能产生独立的新形式。在这方面,正像美国人时常说的,我发现自己“处境尴尬”。欧洲的看客有时把我列入杂交怪物,既不是地道的美国人,也不是十足的欧洲人,脑子里塞满了哲学家、史学家和诗人的语句,这是我在中西部自己的小窝里生吞活剥的成果。当然,我是个自修者,现代作家也一向如此。一位勇敢的新人,19世纪的小说家,曾大胆地进行猜想、冒险和推测。独立思想结出了硕果。巴尔扎克宣称:“这个世界属于我,因为我理解它。”布卢姆教授的书让我担心,这本通过自修,从事了大量研究而写成的讲述世界的书,会遭到“有学问者”的封杀,他们正在筑起舆论的高墙,把整个世界挡在外面。美国读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不时指责我的书有外国味。我提到欧洲作家时有点儿盛气凌人,似乎是在摆架子。我乐于承认,我的作品中或许有一些让人读起来吃力的地方,随着公众中无知之人的增加,我的书可能越来越难读。评估自己读者的智力一向不是件容易事。如果人们还打算看书,即便只是出于对书的尊崇,或只是装装样子,那么有些事情他们是本应知道的。所以,假设他们熟悉20世纪的历史超出了能够客观证明的程度,这并没什么不妥。另外,某些精神上的一致性也被作家们视为理所当然。“从本质上说别人跟我相似,我大体上也跟别人差不多,只是有些小小的差别而已。”一部作品就是一件祭品。你把它献上祭坛,希望得到接纳。你祈祷自己至少不会因为遭到拒绝而发怒,变成该隐。你也许很天真,炮制出自己心爱的宝贝,把它们不加区别地堆在一起。那些现在没有认识到它们价值的人,以后也许会明白。于是你觉得自己不是在为同代人写作。也许你的真正读者还没在这里,而你的书会让他们现身。有时我很喜欢拿有教养的美国人开玩笑。譬如,我想把《赫索格》写成喜剧小说:一个毕业于美国一所不错的大学的博士,妻子为了另一个男人离他而去,他变得失魂落魄。他迷上了书信体写作,写一些悲伤、尖刻、讽刺、放肆的书信,不仅写给自己的朋友和熟人,而且写给一些伟人,那些塑造他的观念的思想巨人。在这种危机时刻,他又能做些什么呢?从书架上取出亚里士多德和斯宾诺莎的著作,怒气冲冲地从字里行间寻找慰藉和建议?这个遭受打击的人,他想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想给自己的遭遇找个解释,让人生重新具有意义,他逐渐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努力的荒唐。他最终还是向自己的荒唐处境屈服了,他写道:“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只是一句价值五分钱的花言巧语。”这是在跟威尔逊总统的副手马歇尔先生学舌,大概是在那场大战时期,他曾经说过“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一支价值五分钱的上等雪茄。”《赫索格》的一些读者抱怨此书难读。他们可能对这位既不幸又滑稽可笑的历史教授报以同情,但也会不时被他那些卖弄学问的冗长信件搞得不胜其烦。有些人觉得,自己是在被迫参加一场思想史概论课程的艰苦考试,认为我是把同情与智慧跟晦涩和迂腐一锅煮。然而,我是在嘲笑书生的迂腐!有人回答说:“如果这是你的目的,你可就彻底落空了。有些读者会认为你是在跟别人过不去,布置类似于障碍赛的任务,或是门萨协会会员玩的高智商字谜游戏。”有些人会从中获得虚荣心的满足,另一些人却会憎恨被人测试。人们把自己最好的智力留给自己的专业,其次是警觉的公民面对的大事——经济、政治、核废料的处理,等等。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他们想放松一下,他们不明白为何不能让娱乐简简单单地进行。在某些方面我同意这种意见,因为我本人在阅读蒙田的著作时,也情不自禁地想绕开那些古典名著的冗长引文,它们使我觉得高中学的拉丁文不够用,再把自己送回高中并不好玩。在《赫索格》的结尾部分,我想表达这样一种观点,“高等教育”为遇到麻烦的男人提供的力量是多么有限。到头来他会领悟到,在应付生活方面,他根本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在大学里,谁会教他如何对待情欲、女人和家庭呢?),用体育比赛的话说,他又回到了起点——或者像我写书时提出的,回到了平衡的原点。赫索格的迷惑太放肆。是的,可他又能怎样呢?有时,他借助于自己的喜剧感是能够做到自持的。最大的迷惑中也依然有一条通向灵魂的幽径。也许它很难被发现,因为在人生的中途,周围已是杂草丛生,其根源便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教育。然而,那条幽径一直就在那儿,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保持它的畅通,以接近我们内心的最深处——接近我们的内心对一种更高层次的意识的清醒认识。我们借助于它做出最终判断,把一切理出头绪。这种意识有着不受历史噪音和我们当下环境干扰的力量,它的独立性便是人生奋斗的真谛。心灵为了找到并固守自己的地盘,要同各种敌对势力抗衡,这些势力有时表现为否认心灵的真实存在,并且看起来确实经常想把它彻底干掉。19世纪的浪漫诗人和一些好为人师的理论家,在一件事上搞错了——诗人和小说家从来不是人类的立法者和导师。如果必须把艺术家的事业解释成有目的的,那么诗人——艺术家——应当赋予人类新的眼光,使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这个世界,转变僵化的经验模式,这就堪称雄心大志了。训练有素的无知在无情地四处蔓延,以及不良思想的膨胀,使艺术家的这项事业举步维艰。若是还事物以本来面目,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思想世界中,而思维的运行确实糟得很。因此,艺术家,无论他是否把自己视为知识分子,都被卷入了思想斗争。思维本身永远不能治愈他的痛苦,任何一个艺术家都应该感谢朴素的魅力,这使他无需苦心思索。在我看来,大学一向是个卸去伪装的地方,我在摈弃不良思想的艰巨工作中,可以从这儿找到帮助。正是在大学中,我开始了对现代意识形态的研习,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当然还有哲学(包括逻辑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和存在主义,等等)。我甩掉多余之物,使自己的精神机体恢复呼吸能力,我维护植根于生活的朴素,但我从不把大学看作逃避“外部世界”的圣殿和避难所。远离喧嚣的大都市,在一个刻板的学术村落里过日子,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所以,我从来不是“激进的”中欧小说家所称的“校园作家”。恰恰相反,我训练自己去辨识激进派和右派那些变化无穷的话题,这使我能够(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技能)嗅出百年来革命词藻散发出的那种未经处理的污浊恶臭,或从另一个方向分辨出最近戈尔·维达尔“原创的”地缘政治学不过就是赫斯特的《星期日副刊》的“黄祸”主题,其气味并不比20世纪30年代更令人愉快。在这极具煽动性的“激进”作家的狂暴姿态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倘若他们也能拿出自己的观点,大学就保不住在知识生活中的垄断地位了。布卢姆教授的核心观点是,在一个受舆论控制的社会里,大学过去一直充当着思想自由的岛屿,所有的观点都能无拘无束地进行研究,慷慨大度的自由民主制度使其成为可能。但是,由于大家都想让大学在社会上扮演积极的或“正面的”参与角色,这使它淹没在了社会“问题”的逆流之中。全神贯注于健康、性、种族和战争问题的学术界名利双收,大学成了社会的概念仓库,常常起着有害的作用。针对通识教育提出的任何改革都是难以想象的,它有可能使大学陷入与全美国的对立之中。“圈内人”的欲望和动机日益变得跟“圈外人”一模一样。这就是我对布卢姆的言论的理解,如果他只是说了些有争议的话,那么对它置之不理很容易。本书之所以成为一部极为严肃的著作,在于它不但有论证,而且伴有对历史背景的准确说明。他运用对政治学说令人赞叹的把握,揭示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现代民主源自何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和另一些启蒙哲学家的意图及其得失。左右两派的争论在过去十年里变得异常火爆,让文明对话的习惯受到讪笑。对手们似乎不再倾听对方的意见了。如果聪明的对手只因兴趣索然而不读布卢姆教授这本书,那将是非常遗憾的。该书的陈述十分重要,值得细细研究。无论人们是否同意它的结论,它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讨论指南。它不仅是对传统的概述,也是一份表述得十分清晰准确的历史大纲,是对民主美国高层次精神生活的发展值得信赖的概述。 索尔·贝娄 前 言 这本书,作为对我们的心灵、尤其是年轻人的心灵以及他们所受教育的沉思,是从一个教师的视角写成的。这是个得天独厚的视角,虽然它有很多局限,包含着危险的诱惑。教师,特别是从事通识教育的教师,必须始终盯住人类完美的目标,同时也要把握自己眼前的学生的禀赋。他得不断地认识前者,评估后者达到这个目标的能力。关注年轻人,摸清他们的渴望和领悟能力,是这一行的本质。必须探测和找出这些渴望。不能对切实的需求做出回应,就算不上真正的教育;缺了这一条,再多的收获也无足挂齿。每一代人的状况,要从他们与人类的永恒关切的关系中才能找到,而这种关切又能从每一代人的情趣、娱乐尤其是愤怒(这在以冷静自觉而著称的年代尤为真切)中找到。尤其能够揭示真相的就是专门勾引年轻人的各路骗子。这些文化贩子有着投年轻人所好的强烈动机——所以他们也是引导我们进入时代精神迷宫的有益向导。教师的观点不是随便想出来的。它既不完全取决于学生想成为什么人或他此时此地恰好成了什么人,也不屈从于特定的社会需求或变幻无常的市场。人们费了很大力气,想证明教师一向只是这些力量的代理,但事实上不管他愿意与否,他都是受一种意识或预见的引导,他认为确实存在着某种人的天性,他以帮助实现这种天性为己任。他不是用抽象思维或复杂的推理做到这一点,而是从学生的目光中看到它的。学生只有潜能,但潜能可以超越自身,这就是希望的源泉,虽然几乎总是让人失望,但这种希望仍在不断复活:人并非全然是偶然的产物,被他出生时的特定洞穴束缚和塑造。助产术认为,一个鲜活的婴儿降生人间,不是因为有助产士,而是出于自然。用它来描述教育过程要比“社会化”一词强多了。一个健壮孩子不靠助产士的帮助而诞生,是老师的真正欢乐。这种喜悦对他的激励作用远大于任何乏味的道德责任感,他的基本经验是,沉思要比任何行动更使人满足。凡是真正的老师都不会怀疑,自己的使命是帮助学生抑制世俗和偏见的扭曲力量,使人性臻于完美。对人类天性的洞察力有可能受到遮蔽,教师多少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的行为是由他本身以外的因素引发的,同时也为他提供了评判学生能力和成就的标准。另外,没有哪个真正的教师在实践中不相信心灵的存在,以及通过授课影响心灵的魔力。所以,老师们肯定认为,在教育起步时,或许要从外部对心灵给以奖惩,以便给它注入活力。但说到底这种活力是它自身的收获,它是自给自足的。这有助于解释一个成年人愿意跟青年而不是同辈相处的怪癖。他喜欢充满希望的“或然”胜过喜欢有缺陷的“实然”。这个成年人会受到很多诱惑——尤其是虚荣和夸夸其谈而不传授知识的欲望;这种活动也具有重讲课轻求知的危险,即迎合学生,只教那些他们能学或愿学的东西,只用学生的眼光来认识自己。由此可见,教育能威胁到哲学,因为哲学思考是孤独者的探索,追求它的人切不可盯着听众。但是,要求所有的老师都成为哲学家,那是太过分了;多少附和一下听众也在所难免。只要有所防范,坏事也能变好事,能鼓励哲学思考。对学生着迷,可以使老师认识心灵的不同类型,认识他们的学习能力以及把握真理和谬误的能力。这种经验是探讨“人是什么”这个大问题的前提条件,它关系到与人的低级日常需求相对的最高志向。通识教育的确切含义是,它帮助学生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让他们明白答案既非一目了然,亦非无从寻觅;不去持续地关注这个问题,严肃的生活就无从谈起。尽管旁门左道应有尽有(本书会讨论其中的一部分),但每一个年轻人提出的“我是谁?”的问题,以及我们人人内心固有的遵从阿波罗神殿上的神谕“认识你自己”的强烈冲动,都意味着“人是什么”是个第一位的问题。我们长期缺乏确切的答案,所以才去了解各种可供选择的答案,并对它们进行思考。通识教育使我们得以了解这些选择,其中很多有悖于我们的天性和我们的时代。受过通识教育的人能够抵制那些唾手可得和受人追捧的答案,这并不是因为他固执己见,而是因为他知道另一些答案更值得考虑。相信书本知识就是教育的全部固然愚蠢,但书本知识总是不可缺少的,在一个高尚人格缺少活榜样的时代,就更是如此。书本知识是教师所能给予的大部分——但要在一种与生活有着合理关系的气氛中适当地加以调理。他的学生得面对生活。他的最大愿望就是他所传授的东西与生活息息相通。大多数学生会满足于我们的现状所看重的事情;还有一些人会怀有热情,他们因为家庭和个人志向而另有所求,这种热情也就靠边站了;只有极少数人会献身于追求独立精神。通识教育就是专为最后这些人而存在的。他们会成为人类运用自己的伟大才智的典范,从而也能使我们大家受益,这并不取决于他们做了些什么,而取决于他们是什么人。缺了他们(也许应该补充说,缺了他们值得敬重的表现),没有哪个社会能被称为文明社会,不管它多么富裕,多么舒适,也不管它有多么精湛的技术或多么温情脉脉。可以理解,我是从教师的角度用三十多年的时间怀着浓厚的兴趣观察学生,倾听他们的观点。他们怀着激情、好奇、渴望,尤其是早年的经历带给高等教育的一切,都已发生了变化;教育他们的任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我在这本书里希望能为理解这代人做出一些贡献。我不想说教;我既不想做盲目的乐天派,也不想杞人忧天。这本书首先应当被视为发自前线的报道。读者可以自己去判断事态的严重性。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我不认为过去的一切都很精彩。我描述了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不打算与过去做任何比较,以此来赞扬或贬低我们自己,我只是想阐明什么对我们有价值,以及我们的处境有何特点。关于这项研究的“样本”,在此聊缀数语。它是由数千名学生组成的,他们有着较高的智商,物质优裕,思想自由,在他们有幸成为大学生的几年里,几乎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一切——总之,他们是就读于美国最好的二十或三十所大学的学生。还有各种类型的学生因为这样那样的环境限制,不能自由选择接受通识教育。他们有着自己的需求,而且很可能有着非常不同于我这里所描写的性格。我的样本不管有什么局限性,也有其优点,它集中体现了那些最有可能利用通识教育的优势,从道德和思想上对国民发挥最大影响的学生。时常有人说,这些处境优越的年轻人不需要我们过多的关注和资源投入,他们拥有的东西已经够多了。可是切莫忘了,他们最需要教育,因为最伟大的才智是最难获得的,而且,天性越复杂,就越容易堕落。教育的重要性是无需证明的,但也应当指出,对于从各方面运用理性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国家,并且以此作为基础的现代国家来说,作为理性家园的大学的危机,也许是它们面对的最深刻危机。这本书凝聚了我对一生教学经验的思考。我的职业生涯异常幸福,每念及此,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所以我得感谢自己的全部经历而不只是这本书所得到的帮助。首先得感谢我的全体学生,他们使我有幸在三十多年里讲授经典文献,尤其是那些我逐渐熟稔了的学生,透过他们,我对这里讨论的问题有了深入的了解。他们中间有些过去的学生,如今已是十分独立的思想家和我的朋友了,他们向我讲述自己的经验和观察,帮我理清了思路,他们是:布鲁内尔(Christopher J. Bruell)、弗拉德金(Hillel G. Fradkin)、尼科尔斯(James H. Nichols Jr.)、奥温(Clifford Orwin)、潘格尔(Thomas L. Pangle)、舒尔斯基(Abram N. Shulsky)、塔科夫夫妇(Nathan and Susan Tarcov)。尤其是博洛廷(David S. Bolotin),他对我的主题做出回应,并且让我对它的严肃性有了信心。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以其独特的方式激励和诱导着我的热情。吴(Michael Z. Wu)以其敏锐的见解和批判精神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在同我一起教学和探讨问题的同事中间,我得提及索尔·贝娄和唐豪瑟(Werner J. Dannhauser)。前者以其特有的豁达心胸,深入了解我的思想,鼓励我在过去从未涉足的道路上走下去;后者一直是我成年后的思想伴侣,他一如既往地阅读我的手稿,透彻的眼光和真诚都让我受益匪浅。在编定手稿的过程中,切尔尼克(Judy Chernick)、德诺夫(Terse Denov)和阿伦森(Erica Aronson)令人放心地投入工作,就像忠贞不二的朋友一样,他们使图书生产过程中最乏味的阶段也变得令人兴奋。我同自己的编辑、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的亚沙纳(Robert Asahina)以及朱利亚出版社的弗洛斯(Berdard de Fallois)也相处愉快,他们先是敦促我写这本书,然后又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编辑,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埃尔哈特基金会(The Earhart Foundation)和奥林基金会(John M. Olin Foundation)长期资助我的教学和研究,在此对它们的官员深表谢意。最后,我要向辛德勒(Allan P. Sindler)表达敬意,他为我树立了一个无私的大学教师的榜样。他用一生的品行证明,干事业依然可能,而且是值得的。我必须申明,而且不是为了走形式,我提到这些人,绝非暗示他们赞同我的观点。 艾伦·布卢姆芝加哥,1986年5月

莎士比亚全集 [全10卷]

(英)莎士比亚 著,朱生豪 等译 / 译林出版社 / 2015-09-18 / 0 次下载
译林出版社筹划出版一套增订本《莎士比亚全集》,前后共用了近五年的时间。这套全集仍以朱生豪先生译本为基础,这是恰当的,因为朱译本最受读者欢迎(译林出版社的同志曾做过调查)。译者一向认为,好的翻译家应能运用译文语言中最自然的表达手段来表达原文的意思和风格、内容和形式。翻译家不要拘泥于原文的语言细节(例如词序、句子结构、句型等),但必须对原文总的语言特点(全文的结构、修辞手段、气氛和感情效果)牢记在心。也就是说,对原文要窥全豹,要胸有成竹,然后把原文投入翻译家的语言炼金炉中,加以熔化、分解、重新组合、再创造,结果产生出最自然、最通畅的译文。朱先生的译文既能紧扣原文,把原文的意思准确、充分地表达出来,又能再创造,保持译文的通畅、自然。尤其他优美、灵动和风格化的语言更是为人称道。当然,由于半个多世纪以前种种条件和环境的限制,朱先生的译文今天看来就有校订、修改或重译和补译的必要。60年代曾有一批专家学者做了这个工作,到现在,又是三分之一世纪过去了,译林出版社根据文化事业发展的新的形势和新的需求,乃约请专家学者重译莎氏历史剧和诗歌作品,并对其余剧本作较大幅度的校订、修改和补译。这些专家和学者都是非常合适的人选,他们的努力使我和读者们的面前能有了这份丰美的精神食粮。 这套增订本《莎士比亚全集》有两大特点:一是“全”,二是“新”。说它“全”,因为它收了莎氏39个剧本和他的长诗、十四行诗及其他抒情诗,包括“河滨版”在1974年收入的《两个高贵的亲戚》和1997年刚刚接纳的《爱德华三世》及一首长诗,再加上《托马斯·莫尔爵士》的片断,这样,已发现的莎氏存世作品就都在内了。说它“新”,因为它在校、译中吸收了国际莎学界的研究新成果,还恢复了被认为“不雅驯”而被删除的词句、段落等,以尽量保持莎氏作品的本来面目。 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研究和上演在中国已有较长的历史,而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形成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局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现在中国的莎学研究已经建立了一支数百人的队伍,每年写出数十篇文章,专著和辞典也已出版了多种。无怪乎英国莎学界人士曾有“莎士比亚的春天今日是在中国”之赞。我们有理由预期,21世纪我国的莎学将会有更丰硕的成果,达到更高的水平。

中午的黑暗

阿瑟·库斯勒 / 译林出版社 / 1999-10-01 / 0 次下载
前苏共中央委员、人民委员鲁巴肖夫是膺共产国际之命,在欧洲资本主义各国家从事秘密革 命领导活动的老布尔什维克,曾为革命建下赫赫功绩,在斯大林开始党 内大清洗 之后,开 始对苏共党内的不政党现象产生了怀疑,特别是因为革命的目的与手段的矛盾,使他的革命 良心深深感到不安和自责,从而招致斯 大林的猜忌,以致被捕入狱,经过疲劳轰炸式的狱 中审讯后,终于精神崩溃,承认了莫须有的罪名,最后被处决致死。

基度山恩仇记

大仲马 / 译林出版社 / 2010-06-01 / 0 次下载
基度山恩仇记,ISBN:9787544711661,作者:(法)大仲马 著,郑克鲁 译

局外人 鼠疫

阿尔贝·加缪 / 译林出版社 / 2007-08-01 / 0 次下载
世界是荒谬的,现实本身是不可认识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独,活着没有意义。《局外人》的主人公莫尔索和《鼠疫》中的主人公里厄医生面对着同样荒谬的世界时,态度完全不同:《局外人》的莫尔索冷淡漠然,麻木不仁,连对母亲的逝世以至自身的死亡都抱着局外人的态度;《鼠疫》中的里厄医生在力搏那不知从何而来的瘟疫时,虽然有时感到孤单绝望,但他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就是跟那吞噬千万无辜者的毒菌作斗争,而且在艰苦的搏斗中,他看到爱情、友谊和母爱给人生带来幸福。里厄医生不是孤军作战,他最后认识到只有通过一些道德高尚、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共同努力,才能反抗肆无忌惮的瘟神,人类社会才有一线希望。 本书收录了法国现代著名存在主义文学家加缪的两部作品:《鼠疫》与《局外人》。这两部作品同是加缪最重要的代表作,均被列为现代世界文学名著。《局外人》写的是人在荒缪的世界中孤立无援,身不由已;《鼠疫》写的是面临同样的荒唐的生存时,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而是在艰苦搏斗中感受着人生的幸福。

我们的祖先

伊塔洛·卡尔维诺 / 译林出版社 / 2008-02-01 / 0 次下载
卡尔维诺钟爱童话这一艺术形式,熟稔童话的特征、手法,自然也偏爱在小说中运用童话的手法来写现实的人和事。《我们的祖先》是这一艺术手法占主导地位的标志。 《我们的祖先》三部曲,由《分成两半的子爵》(1952)、《树上的男爵》(1957)、《不存在的骑士》(1959)三部小说组成。 三部曲没有一个共同的人物或共同的情节脉络来把它们连缀;但共同的思想内涵,共同的艺术探索,把它们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即这三部小说都采用童话的手法,来表现当代社会里的人被摧残,苦苦追求自身的完整性的遭际。

树上的男爵

卡尔维诺 / 译林出版社 / 2012-04-01 / 0 次下载
在大陆,王小波、苏童、阿城、止庵是他的忠实粉丝 在台湾,朱天文,唐诺是卡尔维诺不余遗力的传播者 在香港,梁文道说他一直在准备谈卡尔维诺,可是一直没准备好 权威版本,全面修订2006年单行本译本,并增补卡尔维诺各作品自序、后记、注释等重要资料 知名设计师全新装帧,精装双封设计,书脊烫金,封面采用原创线条图,赋予每部作品文学个性 卡尔维诺 “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之一。“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包括:《不存在的骑士》《分成两半的子爵》《树上的男爵》,这三个故事代表通向自由的三个阶段,关于人如何实现自我的经验:在《不存在的骑士》中争取生存,在《分成两半的子爵》中追求不受社会摧残的完整人生,在《树上的男爵》中有一条通向完整的道路——这是通过对个人的自我抉择矢志不移的努力而达到的非个人主义的完整。 一次倔强的反抗,让科希莫从十二岁起就决定永不下树。从此,他一生都生活在树上,却将生命更紧密地与大地相连。是不是真的只有先与人疏离,才能最终与他们在一起?

毛姆短篇小说精选集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 / 译林出版社 / 2012-11-01 / 0 次下载
这二十三个短篇带我们去往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墨西哥,还引我们领略了太平洋岛国的风情。毛姆笔下的世俗男女在一幕幕凛冽的人间短剧中出演了一个个令人难以忘怀的角色。人性弱点无时不在精确透视之下,人际关系被一次次冷冷剖析。在各种光怪陆离的场景中,迷失的人性引发了一连串的悲剧。

王尔德童话

王尔德 / 译林出版社 / 2003-06-01 / 0 次下载
王尔德童话,ISBN:9787805676104,作者:(英)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著;王林译

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

麦迪逊(MadisonJ. ) / 译林出版社 / 2014-07-01 / 0 次下载
本书是美国宪法的缔造者麦迪逊记录的美国制宪会议的全过程,由著名翻译家尹宣先生翻译整理,有很高之学术价值。本书记载了1787年美国建国之父们设计联邦政府的全过程,记录了代表们在每天会议上的发言。全书按麦迪逊在制宪会议期间的原始手稿排印,保留历史原貌。麦迪逊的记录自始至终、一天不缺,写法类似连续剧,记下了历史人物(代表们)在特定场景(每天不断深入的辩论)上的台词(发言)。

一闪灯花堕

西岭雪 / 译林出版社 / 2011-07-15 / 0 次下载
《一闪灯花堕:探秘最后的词人纳兰容若之死》内容简介:京城名妓沈菀十二岁时见到纳兰容若,就此情根深种。七年之后,她终于得以在渌水亭诗会上为他献舞,赢得了他的惊艳与叹赏,成为了他的红颜知己。然而七天后,纳兰容若却突然死于“寒疾”。悲恸之下,沈菀誓用余生追寻纳兰之死的真相。可当她付出巨大代价,一步步接近谜团中心时,却发现,那真相比谎言更令人伤痛。知已一人谁是,已矣。赢得误他生。

三剑客

大仲马(Alexandre Dumas) / 译林出版社 / 2011-05-14 / 0 次下载
年轻的达达尼昂从外省来到巴黎效忠法王路易十三,与三名火枪手志同道合,结成生死交,共同对付国王的对头——红衣主教黎希留的卫队,并且屡战屡胜。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旋涡中,这四个伙伴遇到主教密探——心狠手辣、诡计多端的女子米拉迪,双方反复较量,达达尼昂一次次绝处逢生,幸免于难,但他的情妇却惨死她手。达达尼昂最终是否把法王后送给情人白金汉公爵的钻石项链及时交还给王后呢?书中男女主人公各自的结局又是如何呢?(子乌注:从译序来看,这个版本应该是罗国林与王学文合译的译林版——封面我用的是98年版的封面,但是ISBN是95年版的——,但是很奇怪的,目录中似乎对不太起来,不知道是否是台版的翻译有些不同。另外,有人评价说该译本的前三十回是罗国林翻译,质量比之后王学文翻译的好很多,未阅读,不确定。)

三剑客

大仲马 / 译林出版社 / 2004-01-01 / 0 次下载
年轻的达达尼昂从外省来到巴黎效忠法王路易十三,与三名火枪手志同道合,结成生死交,共同对付国王的对头——红衣主教黎希留的卫队,并且屡战屡胜。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旋涡中,这四个伙伴遇到主教密探——心狠手辣、诡计多端的女子米拉迪,双方反复较量,达达尼昂一次次绝处逢生,幸免于难,但他的情妇却惨死她手。达达尼昂最终是否把法王后送给情人白金汉公爵的钻石项链及时交还给王后呢?书中男女主人公各自的结局又是如何呢?

上海书评选萃:谁来决定我们是谁

葛剑雄 等 / 译林出版社 / 2013-08-01 / 0 次下载
《谁来决定我们是谁》精选了《上海书评》五年来涉及中国认同问题的访谈及文章,汇集了葛剑雄、葛兆光、姚大力等著名历史学者关于历史上的分裂统一、中国的历史形成、中国传统中的普世精神、东亚一体化、中国民族史研究等的文章,从历史和世界的角度讲论“中国认同”问题。

不存在的女儿

(美)金·爱德华兹 / 译林出版社 / 2007-08-15 / 0 次下载
1964年,一个大风雪的夜晚,医生戴维亲自为妻子接生。一对双胞胎降临人间,其中的女孩却患有先天性唐氏症。为了保护家人,或者保护自己,戴维欺骗妻子女儿已夭折。这个决定从此让两个家庭变了样……人生旅途当中,我们或多或少会有这种经历:在某个时刻,我们的某个决定,某个动作,当时自己并不能了解。很久以后,经过反复思量,才恍然大悟,终于明白自己当年的决定造成了怎样的结果。 活着的儿子和“死去”的女儿;物质生活无虞,唯独不能坦诚相对的夫妻,困苦艰辛但每一分秒都真诚勇敢的单亲妈妈……保守秘密的人、被欺瞒的人、渴求父母关爱的孩子、因没有子女而感到虚空难受的父母,漂泊流浪的人,居住定所的人,书中每个人与命运挣扎奋斗着,用力背起人生的苦难重担……本书作者是美国女作家金·爱德华兹的长篇处女作。2006情牵欧美,2007感动华语世界,《纽约时报》第1畅销书、《华盛顿邮报》第1畅销书、《出版商周刊》第1畅销书、《今日美国报》年度好书。这个夏天,你如何拒绝?!

伊利亚特

荷马 / 译林出版社 / 2000-07-01 / 0 次下载
希腊大军和特洛伊人的战斗进入了第十个年头。 十年的流血、十年的征战,这一切都是起于天下第一的美女海伦,而现在是为了荣誉而战、为了尊严而战。两大阵营的命运系于两大英雄的决斗。 奥林波斯山的诸神也在天上关注着这一场生死交锋,他们拿出了命运的天秤衡量英雄的结局…… 本书是古老史诗的最新译本,详尽的注释,吸收了中外的研究成果;铿锵的韵律,表现了原作壮丽的阳刚之美。

伊利亚特

荷马 / 译林出版社 / 2000-07-01 / 0 次下载
希腊大军和特洛伊人的战斗进入了第十个年头。 十年的流血、十年的征战,这一切都是起于天下第一的美女海伦,而现在是为了荣誉而战、为了尊严而战。两大阵营的命运系于两大英雄的决斗。 奥林波斯山的诸神也在天上关注着这一场生死交锋,他们拿出了命运的天秤衡量英雄的结局…… 本书是古老史诗的最新译本,详尽的注释,吸收了中外的研究成果;铿锵的韵律,表现了原作壮丽的阳刚之美。

佛学概论

关大眠 / 译林出版社 / 2013-06-01 / 0 次下载
自佛教在印度创始之后,两千多年来佛教传遍了亚洲,现在对西方文化又产生了越来越重大的影响。本书向读者揭示了佛教的发源和发展,语言直白并辅之以图表,清楚明白地说明了佛教的中心教义和修习方法。各个章节分别就法与轮回、禅定、伦理和佛教在西方的影响等等细细展开。藏传佛教和禅宗也各有阐述。如果你渴望了解佛教的基本知识,阅读本书大有裨益。

剑桥艺术史:中世纪艺术

谢弗—克兰德尔 (Shaver-Crandell.A) / 译林出版社 / 2009-01-01 / 0 次下载
中世纪欧洲的艺术家和匠师们留下了迄今尚无以超越的宏伟建筑和艺术珍宝。本书展现了他们的非凡杰作:从恢宏壮丽的众多教堂,到华彩缤纷的各色挂毯,还有珍贵手稿和彩色玻璃。 罗马天主教会是最大的艺术赞助人。罗马式和哥特式作为此一时期两种主要风格,在教堂建筑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随着人们信仰和崇拜方式的变化,建筑的形式也发生着有趣的演变,法国和西班牙那些朝圣之路上的教堂,足以为此提供生动的例证。以物质的恢宏来服务于精神目标的新思想,催生了众多哥特风格的教堂,如法国的圣德尼、沙特尔和圣母大教堂,英国的坎特伯雷和索尔兹伯里。安妮·谢弗-克兰德尔用一些重要的实例,为我们理解和欣赏罗马式和哥特式艺术铺就了道路。